‘和’字探源

心是莲花开

作者：杨文霞

　　探讨中国传统“和”文化，当然应该先从对“和”字的认识开始。

　　“和”字的起源及其字形变迁  我国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殷商的甲骨文，而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和”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就已经有了向往、追求与重视和的思想了。甲骨文中的“和”字写作，从“龠”（口吹排箫），“禾”声。（高明编：《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277页。）而《说文解字》对于“龠”的解释为：“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卷二，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99页。）稍后的金文“和”字  ，与甲骨文大体相同。古文“和”字写作   ，将甲骨文“
”字的左部“龠”（口吹排箫）简化为“口”字，仍作“禾”声。篆文“和”字较为整齐，写作      。隶变后楷书分别写作“龢”与“咊”。俗又改作“和”。现在都用“和”来表示。（参见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63-364页。）

　　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龠部》有：“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说文解字·口部》：“咊，相应也。从口，禾声。”（[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新订》，臧克和，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第78页。）指口相应。本义为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或伴奏。在许慎那里，因为“龠”的声音须相谐和，所以能引申为“调”的意思；因此，“和”有协调、相应、和谐的意思。

　　 “和”字的语义变迁
“和”字自古以来有多种涵义。从“和”字的甲骨文的字形结构来看，“和”字的起源与谷物、音乐相关联。

　　首先，甲骨文“和”字的表明，中国先人在造“和”字的时候，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和”与经济基础的密切关系——人们只有田里有禾，口中有粮，能够吃饱饭，才能具备“和”的基本条件。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又怎能感觉到和平、安宁的幸福呢？同时，“和”字由“禾”构成，也表明了中国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而不是渔业或者狩猎等其他形式。

　　其次，甲骨文的“和”字还表明“和”字的起源与音乐的关联，“和”字的最初含义之一指音乐的和谐。中国早期的著名典籍《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含义为：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就唱出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宫、商、角、徵、羽五声是根据歌唱定出来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如果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搞乱相互的次序，那么神与人听了都会感到快乐、和谐。此处的“和”与“谐”字都包含有“和谐”的意思。不仅音乐上“律和声”，而且还能因此而达到“神人以和”，连人与神都感到和谐。而这里的“八音克谐”就是指多种音律的协调，包含着多样性统一的意思，同一种音律的延续或者不同音律的简单相加都不能产生和谐而美妙的音乐效果。除了有不同的声调和音律相互配合以共同组成一支完整的曲子这种意思之外，还有不同的声音互相应和、互相配合的意思。正因为音乐与“和”的这份先天的缘分，所以中国古人认为，音乐最能体现“和”。《国语·郑语》中就有：“和乐如一。”《荀子·乐论》也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记·乐记》则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后来，人们往往用音乐中的“和”来类比与表征社会的政治状况。于是，“和”的内涵不断丰富，从原来的音乐领域引申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心是莲花开

《尚书·尧典》中有：“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作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文献，《尚书》此处的所使用的“和”就不仅仅指音乐的和谐了，而是包含有协调各个邦国之间关系的政治方面的涵义了。《尚书》中还有多处从政治层面来讲“和”的，如：《尚书·周书·周官》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意思是推举贤才，让位给有能力的人，百官就会和谐，百官不和，政事就会杂乱。《尚书·周书·无逸》中则讲了一位模范领袖——周文王的行为表现：“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易经·说卦传》中讲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於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易经》认为：“和”就是顺应于道德而又符合公理。在这里，就明确地把“和”与道德与公理直接联系了起来。管子曾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在这里，管子不仅把“道”与“德”联系起来，而且将“和”与“合”并列了起来。他认为，用“道”来对待百姓，百姓就能和谐相处；用“德”来对待百姓，百姓就可以团结在一起。春秋时期的大夫众仲对隐公说：“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春秋左传·隐公四年》）可见，春秋时期的君臣在谈论治国方略时，将“德”作为使百姓和睦、使国家政治生活稳定和谐的手段。

　　此外，中国古人还将“和”看作人和物的重要德性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董仲舒曰：“德莫大于和。”由此出发，中国古人把“和”作为德行教化的根本内容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的说法。

　　以上情况表明，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生存颇为艰难，中国的先人认识到，只有有了谷物食粮才算具备了“和”的起码的条件；同时，中国的先人们在实践中观察到，音乐的演奏需要人们之间的互相配合，只有配合默契，应和得当，音乐才能顺利演奏。因此，中国“和”字的产生，其最初的涵义与谷物和音乐有关，而这一点与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后来，随着社会状况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和”的涵义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最初的涵义不断引申扩展，从而发展到社会关系乃至社会政治领域。


——摘自：《益生文化》 2009年第10期

通达

脸上常笑容，相互多帮助；度量要开阔，眉头永不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