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古代长安四大佛经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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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我国汉代的佛经翻译是我国也是世界中古史上翻译活动的第一个GC, 对我国的哲学、美学、文学、语言乃至整个文化及思想界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真正是像道宣在《大恩寺释玄奘传论》中所说的那样,“翻译之功, 诚远大矣”。然而, 在这长达近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 有无数的翻译者们为这一“远大之功”作出过贡献。其中被称为“四大译师”的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作为这无数人中的佼佼者, 为民族文化的交流献身翻译事业, 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 更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是他们的艰苦探索, 为我国的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弘扬他们献身翻译事业的伟大精神, 将会更大地推动我们的译学建设。

鸠摩罗什(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 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 翻译的质量, 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 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 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 成为此土的‘名著’, 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 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不惟语工, 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 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 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 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 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 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 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 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 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 可谓折中,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 洵乃精评”, 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 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 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 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 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 罗什倾向于意译, 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 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 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 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 率弟子八千余人, 大规模地翻译佛经, 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 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 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 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 使之“义皆圆通, 众心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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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罗什之后的是真谛(499 —569) 。《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 历事众师,先习外典, 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 年开始译经, 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 二十三年中, 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 合二百七十八卷, 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 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 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 “法师(真谛) 既妙解声, 善识方言, 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 精解此土音义, 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 尽量少夹梵字译音, 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 循环辨释, 翻复郑重, 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 译风严谨。

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 “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 , 词理圆备, 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

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 “翻译之事殊难, 不可存于华绮, 若一字参差, 则理越胡越, 乃可质而得义, 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 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 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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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玄奘(600 —664) , 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 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 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 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 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 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玄奘译经的质量, 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 即可批玩”(《续高僧传》) 。《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 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 又深通佛理, 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

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 圆满调和, 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 正如柏乐天所说, 他“是把原文读熟了, 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 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 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 组织严密而完备, 从译主到监护大使, 前后共十一道程序, 层层把关,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 、“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 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三个层面, 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

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 所谓“不翻”就是音译, 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 “秘密故”) 、多义词( “含义多故”) 、中国没有的物名( “此无故”) 、久已通行的音译词( “顺古故”) 、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 “生善故”) ,皆宜不翻, 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 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 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 玄奘的“五不翻”理论, 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 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 以及文化交流,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 稍有不慎, 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 是“正穿屈曲崎岖路, 又听钩舟格磔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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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是不空(705 —774) 。不空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为师, 此后便一直参与译场翻译。《贞元释教录》记载, 不空一生中曾改译《仁王般若经》二卷, 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翻译了大乘及密教经典共一百一十部, 总计一百四十三卷。其中所译《金刚顶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

不空在翻译理论上不及他前面的三位大师, 但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记载, 他刻苦学法, “通彻”所译诸经, 并遍游天竺, 广求密藏与各种经论, 获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 大小利经论二十部, 共一千二百卷。他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 凡是所译经文, 必须经过悉心研究, 然后动笔翻译。

所以他翻译的经文, 质量受到当时人们的极高赞誉。可见, 他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理论见解, 但其翻译思想却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注重译文的质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讲求精品意识。他在世时居灌顶师位达四十余年, 受到“朝野倾心敬奉”, 也说明了他在译经事业中的卓越成就。将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并称为“四大译师”,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文：赵秀明）

以戒为师

随喜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