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安西榆林石窟25窟《舞乐图》。此舞乐图为该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图》的局部。图中乐队于殿两旁一字排开,席地而坐,各人手中拿着乐器,中间一舞伎作击鼓跳跃之姿,鸟身人面的迦陵频伽鸟拨奏五弦,在一旁助乐应和。 一 佛教音乐称为“梵呗”,是以曲调诵经,赞咏、歌颂佛德,在远古的印度早就流传开来。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佛教音乐也随之而来。据史料记载,古代印度僧人竺法兰就曾经“以大梵音”来歌颂佛教的功德,这是最早在国内出现的梵呗。 在我国的三国时期,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逐渐到达我国来传经,当时的佛经以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典为主,很少传授梵呗。其中的原因,梁朝慧皎在《高僧传·经师篇》进行解释:“自大教东流,乃译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语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授。”由于佛教的梵语和我国语言在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不管是用汉语咏唱梵文还是用梵腔咏唱汉语都是非常困难的。 在唐道世的《法苑珠林》中写到,曹植在游鱼山(位于今山东省东阿县)时,听到传来梵天之响,“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于是被人们称为“鱼山梵呗”,被视为我国佛教音乐的开始。“鱼山梵呗”指的是当时的“合汉曲制梵呗”,就是使用汉语音调来歌颂经文,从而解决了“梵音重复,汉语单奇”的矛盾,这种方法实现了声文兼得。古印度是一种七音阶的唱法,而我国则改进为了五音阶法。曹植所作的梵呗“改梵为秦”,“在契四十有二”(也就是后世的六契),通俗的说就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采用这种与古印度佛教音乐不同的形式颂唱汉译佛经,意味着中国化佛教音乐的形成。 在诸多佛教名家大力提倡和推动下,我国民间乐曲开始以新的形式对印度的佛经音乐进行创新和改变,并使之在我国大范围传播开来,使得佛教音乐实现了中西结合,产生了佛经独有的以悠远、空灵、虚静为特色的中国佛教音乐。 二 梵呗广泛流行于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可见当时梵呗研究之盛。 在《隋书音乐志》一书中,记载了南朝梁武帝曾经编制的《善哉》《大欢》等十篇佛经音乐,并将其命名为正乐,用于佛教法会,被称为“法乐”。佛教音乐从此由寺院走向了宫廷。梁以后,在我国传播和歌颂佛经音乐时就以“清商乐”为主要演奏形式,并将南北曲音乐糅合使用。另外在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在进行创作时还解决了由于地方不同所产生的方言问题,产生了不同地区的不同风格特征的地方佛经音乐。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对当时多种多样的佛教音乐进行了评论,“地分郑魏,声亦参差”,“秦壤雍冀,音词雄远”,等等。 到隋唐时,更是吸收了道教音乐以及西域民族音乐的元素,形成“法曲”,风格淡雅清丽。《西河诗话》说:“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可以说,唐代的佛教音乐已经完全是中国化的风格特色。 东晋的慧远创立了讲唱结合的佛经宣说模式,从而使得佛经音乐在民间快速发展实现了可能。隋唐时代,梵呗在民间已经十分流行。史载,唐大历年间的一次八关斋会,“梵呗”甚至都设置了专门的职位。在唐代佛教出现的“俗讲”,就是在“唱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通俗化的讲经方式,通常使用普通民众熟悉的音调来演唱或者创作佛曲,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众多的中国民间音乐的特色,音乐方面融入了很多民歌、小调的歌唱元素。如唐代的佛曲《五更转》等,就体现了佛教音乐与我国民间音乐的有机融合,同时有着很强的地方特色,具有很强的民俗性。因此,佛教音乐可以说在唐代开始进入了辉煌灿烂的发展时期。 三 或许是因为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泾渭分明的佛教音乐的形式界限逐渐被打破。到宋、元之后,佛教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为一个整体。 佛教音乐也对我国民间音乐的音韵、乐律、音阶及字谱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喜欢佛教音乐的大家及民间艺人,也由此创作出了一些体现崇尚佛教的声乐及器乐作品,如,著名的普庵咒是从南宋开始的,到明朝嘉靖年间,有了普庵咒唱诵音乐的出现,在明末《三教同声琴谱》中,则出现了《普庵曲》的古琴曲目,而琴谱名为“三教同声”,说明到这时已经不太注重宗教性的区别。 佛教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它经历千百年的流传吟唱,不仅具有民族音调,同时吸收了我国传统宫廷音乐的相关元素,又融合了道教音乐的元素,并兼具民间音乐的特色。从保存到现在的佛教音乐来看,如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等,大多都是与民间音乐融合的产物。 佛教音乐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佛教音乐中国化的完成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促使佛教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同时,也保存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音乐、民族音乐和地方音乐元素,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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