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持松大师讲演《仁王护国经》抗日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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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松大师（1894-1972），生于湖北省沙洋张家潭（现沙洋县城南青泥村）[1]，是民国以来的著名高僧。他是禅宗法子，又精通华严、天台、法相等大乘各宗教义。尤为难得的是，他“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将于中土断传千余年的唐代密宗从日本完满取回，弘传于各地，影响极大。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日益扩张，他讲释佛教护国经咒，屡次启建密宗坛场修法护国，严拒日伪威逼利诱，以种种形式保护接引同胞，鼓舞士气，谱写了一曲高僧护国的颂歌。

下面，本文根据现已公布的资料和调查结果，对1931年至1945年持松大师的抗日护国事迹作一整理，以展示其高大精神，供今人学习。

一、讲释护国经咒，弘传佛教镇护国家的传统理念。

佛教的基本教义讲报恩，其中之一就是报国土恩（国主恩）。因此，佛教本身就包括有护国的思想理念。诸多佛经中，也对此有阐述，如《仁王护国经》、《金光明经》、《药师经》等，都有此内容。而后来兴起的密教，经“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传入中国，形成大乘八宗中最后一个宗派——密宗。与显教各宗相比，密宗更加重视护国思想。不空在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二日向代宗进的《再译仁王经制书》中就说：

金字法华经者，鹫岭垂文，传真贝叶。龙官写妙，取况莲花。故轴以珍奇，书以金字。势分垂露，光动繁星。开卷受持，比百花之发春树；披文演说，若群鸿之趣沧海。清涤五浊，庄严六根。……伏愿均如来之寿，延陛下之昌期。

这就是说，二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净化人心，扶助王化，祈福延寿，帝祚遐昌，维护李氏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外患频仍，藩镇割据，为维护中央权威，密教遂进一步上升为皇室护国保家、度灾御难的重要法门。因此，不空又重译了《仁王护国经》，编纂了《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仁王般若经念诵法》、《仁王般若陀罗尼释》各一卷，并让僧人讲说、念诵。他还亲自于大兴善寺设坛灌顶，为大唐帝国的政治服务，从而获得了皇帝对佛法的护持和弘扬。不空还认为以大乘理国，护持正法的君王，才是“仁王”。他劝导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一切士庶，都崇信佛教，维护佛教，支持佛教，弘扬佛教，遂使他创立的密宗得到很大发展。不空不仅在长安主导了以大兴善寺为中心的密教道场，而且将密教传播到了东京洛阳、河西走廊和太原、五台山等地区，并远播日本、朝鲜、印尼等地。

持松“三次东渡，二上高野”，继承的正是从唐代传到日本的密宗（分东密和台密两大宗派），自然对密宗的这些做法悉数继承。其中，他尤其重视《仁王护国经》。

1、在上海功德林讲演《仁王护国经》

持松结合汉地历来比较重视《仁王护国经》的实际，早就1927年第二次东渡回国后，即应邀于上海居士林宣讲此经[2]。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军侵华战争的序幕。此举激起了全国各族民众护国浪潮的兴起，佛教界同胞也以自己的形式展现了他们护国爱国的情怀。自是年11月7日起，持松大师应请在沪上功德林讲演《仁王护国经》：

佛法中有《仁王护国经》，并仁王护国法，其感应能澹国灾，却国寇，古今中外明效甚多。方今内灾外患，交相逼迫，佛教中人不忍坐视，于是发起一仁王护国法会，延请道行甚高之持松大法师自十一月七日起讲经演法于功德林，以祈祷和平。其发起人为朱子桥、王一亭、张啸林、杜月笙，及各界名望素着之士。是夕卡尔灯边，崇佛爱国之善男子善女人多来听法，车水马龙，骈肩累足，后至者以不得入室为憾。持松法师，就仁王护国要谛，以通俗口语说出，法音琅琅，皆大欢喜。由朱子桥、闻兰亭二君恭敬拈香，道场庄严，得未曾有。[3]

《仁王护国般若经》属于杂密部类经藏，系佛当年为印度十六国诸仁王讲各护其国，使之国泰民安的经文，此后七难不起，万民丰乐。因此历代均十分重视。持松讲解此经，一方面是阐释佛教的护国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在觉醒民众，提高人民的护国意识，其积极意义不言自明。

2、再版《仁王经阐秘》

由于历代都十分重视《仁王经》，《仁王经》的注疏在历史上是最多的，但基本都是显教方面的解读，而从密教方面对《仁王经》进行注释的著作还难以见到。1929春，朱庆澜（子桥）将军与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熙人）等“发起东北和平法会，于辽宁省城启建密坛，宏开讲筵，礼请持松法师敷座宣演《仁王护国般若经》”[4]。持松遂于夏日启程，“途过金陵，为程颂云将军授戒于古林律寺。抵北平，居柏林寺，月余，编《仁王经阐秘》四卷，并传法于华北居士林。”“辽宁法会开始之日，司令长官张学良，偕省长翟熙人，入法坛护摩受戒。法会毕，道出榆关，为奉直战争枉死者施食回向。[5]”

《仁王经阐秘》全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阐秘》，则依真言宗理而为之注解，实未之见。1941年1月1日的《佛学半月刊》220期专文介绍：

此经共有四译，此为不空三藏所译之本。仁王指当时十六大国之国王也。佛对诸王各护其国使之安稳，故为说般若波罗蜜多深法之经文也。谓受持请说此经，则七难不起，灾害不生，万民丰乐，故古来以之为护国三部经之一，公私皆为禳灾祈福读诵之，自来注疏最多。依真言宗讲者甚少。师奘法师，显密双修，依照真宗解法，用浅略、深秘二种意义，解其秘要，开此土讲师未阐之法要，而将十方诸佛修行正路，使吾辈同愿，不致枉费功力，因名之曰阐秘。爱俪园主人，深钦其着，欲其有传，故一一印出，委托本局留版流通。凡欲读法师文者，当可一一相见矣。

《仁王经阐秘》出版后，受到了各地佛教信众的欢迎。应广大信众的要求，1932年孟春月，汉口武汉印书馆又进行重刊，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夏斗寅为此题跋说：

右《仁王般若经阐秘》，阿阇黎持松法师著述也。经契显密，义摄浅深，若《阐秘》诠释密义，尤为希有。十八年（1929年）秋，辽宁法会印有仿宋本。为广流传，再付剞劂，乘此般若，内护菩提，外护国土，以普利自他，庶亦助道之资也。

3、开许持诵《仁王护国般若心咒》

1936年到1937年春，日本侵华战争即将全面爆发。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全国佛教信众越发注重护国经咒的持诵和推广。其初，戴季陶（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叶恭绰（时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函请中国佛教会，要求通令全国各分会及各大丛林僧众，一律诵《仁王护国经》，以求国家和平。中国佛教会遂于1937年2月6日通令全国，并要求将仁王护国咒加入早晚课诵。因该项经典流通不广，无从购请，各方纷纷要求中国佛教会发给。经测算，三十二开两万本，约需大洋八百元。鉴于朱子桥护法心切，爱国情殷，中国佛教会遂于2月6日发函商请朱募印，以广流通，成此殊胜功德[6]。为此，朱遂恭请持松大师作跋并开许公布《仁王护国般若心咒》以便持诵。持松在《仁王护国般若经跋》在说：

我国近数载以来，内忧外患，交逼而至。有识之士，亦知所以崇重三宝。凡吾佛弟子应如何上体如来之悲愿，正愍斯民之困苦，虔心受持仁王般若，庶可以挽回浩劫之方至，弭灾难于无形者哉。

持松开许的《仁王护国般若心咒》，包括手印、真言（梵文、汉文、拼音）、种子字及观想法等，附录于《仁王护国般若经》。

该经咒由朱印就后，中国佛教会又于4月12日发函要求分发各寺庙，以便持诵。中国佛教会印行的《仁王护国般若经》还附有常惺法师的附识，对此事作了说明：

按密宗印咒，非入坛灌顶者，不与传授。

仁王护国仪轨，传来我国，屡着显应。会昌以降，仪轨失传，护国道场，未能如法启建者，近千年矣。持松阿阇黎，学法东瀛，亲传全部仪轨，比来中国佛教会，应护法宰官之请，通令全国佛徒，持诵《仁王护国般若经》。朱子桥将军，恳请持松阿阇黎，特开方便，将仁王印明，公开附印经中，俾受持者，显密齐修，感应迅速，导世界于和平，奠国基于永固。千载秘藏，一时豁露，因缘殊胜，允称希有。惟愿受持者起殷重心，慎勿轻易视之也。

4、讲释其他护国经咒

除《仁王护国般若经》外，持松还曾于1933年在“汉口圆照寺讲《金光明经》”[7]，该经是另一部护国经典，与《仁王经》、《法华经》共称护国三经。

为方便信众护国息灾，持松还于抗战期间公开传授密宗真言咒语，其中最推崇的是唐密的三大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无量寿如来根本大咒。密宗认为，这三个咒语是修学密教真言宗必先需念诵者，为修密四加行之一。念诵陀罗尼初者消除宿业、二者积聚福德智慧、三者为半途无常者准备生西资粮，为修密者之必修课。为此，持松对三个陀罗尼分别注释，并集成《三陀罗尼释》由上海佛学书局多次出版，并收入了1941年出版的《师奘全集》[8]。

由于持松显密融通，所传经咒功德殊胜，他讲释的经咒一直很受欢迎，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丛林至今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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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勤修密法护国息灾，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密教分教相与事相两个方面，其中教相指理论方面，是基础、指导；事相是指实践方面，是手段、方法。而事相方面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修法。持松认为，“修法乃人类对生命运动的特殊处理办法[9]”，于修法中，与本尊、如来等融为一体，当相即道，即事而真，达到“即身成佛”。具体说，修法，又作行法、秘法、密法。在密教所修之加持祈祷等法，即奉上各种供物而修护摩，依所定规则，口诵真言，手结印契，心念本尊，行者与本尊融成一体，以获得所期望成果之作法。

自唐代以来，由 “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和金刚智、和不空传承而来形成的中国佛教密宗（又称唐密）一直将护国作为密宗的重要手段。根据修法本尊之不同，又分仁王护国法、守护国界法、大将军法、圣不动尊安镇国家法、孔雀明王法、尊胜佛顶法等。而根据其目的而又分息、增、怀、诛四法，对此，持松曾略作注释：

夫真言宗坛场，有四种法明其功用，所谓“息灾”、“增益”、“降伏”、“敬爱”，有加“钩召”，合成五种。

“息灾”者，消除自他种种恶事，大则天地变异，小则一身苦难，悉令止息也；

“增益”者，增加自他福德智慧，大则国家福利，小则一人职位寿命等，俱令增益也；

“降伏”者，调伏自他怨敌恶人，大而国之仇敌，小而一人怨家，能使舍其恶心而降伏，倘刚强不服，则断其命根也；

“敬爱”者，为自他得佛菩萨爱护，或国主众人敬爱，大则国家声威，小而一身事业，悉遭敬爱也；

“钩召”者，以佛说金刚钩印，摄召一切，使归伏也。[10]。

盛唐时，日本僧人空海、最澄入唐，将学到的密宗弘传于东瀛，由此形成日本的东密（真言宗）、台密（天台宗）两大宗派，一直保存至今。日本非常重视密宗修法，最著名的即是“御修法”，也称“后七日御修法”。在东密，每年正月八日至十四日共七日间，为祈求皇体安泰、国泰民安，在宫中之真言院所修之秘法。因是相对于宫中前七日之节会而言，故称后七日御修法。在台密，则五种大法、六种准大法、五种秘法等，均属于御修法。五种大法，即镇将夜叉法、大炽盛法、七佛药师法、如法延命法、安镇法；六种准大法，即法华法、如来法尊胜法、如法佛眼法、如法北斗法、叶衣观音法，一字金轮法；五种秘法，为苏悉地大法、五秘密法、如法爱染法、尊胜法、乌刍沙摩法。[11]

持松“三次东渡，二上高野”，虚龄三十四岁时已集东密古义、新义及台密，兼融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于一身，共得三个灌顶传法阿阇黎位，诚难能可贵、千余年来罕见者也。即使在日本，囿于流派之别，且各院传授自为规范，亦不可能尽得各派之法及传法阿阇黎位，而持松大师兼得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先生说：

复兴唐密，关系重大。唐密复兴，可为中国大乘各宗开辟解行相应的瑜伽道路，又为各宗不二法门打下圆融会通的真实基础，实乃新世纪中国佛教之大事要事。有鉴于唐密复兴法运之重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密乘大德，无不为之努力，其中最突出者，当推持松法师。[12]

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危急之时，持松一直以密宗特有的形式，或公开或秘密修法以护国息灾，为时人所敬仰。

1、1936年主修“丙子息灾法会”尊胜佛顶法。

持松第三次去日本（1936年农历4月）回来后不久，朱庆澜、王一亭、屈文六、太虚、圆瑛、江味农、范古农、赵朴初、简玉阶、关炯之等229人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在沪上觉园启建“丙子息灾法会”，时间是5月28日至6月3日。因持松“两渡扶桑，三处灌顶，尽习野泽三十六流、台密十三流，绝学复兴，十余年间，传法特盛”，遂恭请其“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禳灾祈福，祈请国泰民安。同时，并传法灌顶，广结胜缘[13]”。

为让各界人士了解佛顶尊胜的殊胜功德，上海佛学书局专门印发了《尊胜陀罗尼法（六种合编）》，前五种为《大藏经》中的尊胜法资料，第六种为持松所著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佛学半月刊》编辑出版的《丙子息灾法会特刊（第一号）》还刊登了《尊胜佛顶缘起功能略述》，分“所依经轨、翻译瑞应、经文超胜、利益无边”四部分进行介绍；《丙子息灾法会特刊（第三号）》还刊登了胡厚甫撰写的《尊胜法略说》、《佛顶尊胜陀罗尼入成就境界七大善梦》两文，对尊胜法再作说明。

“丙子息灾法会”，主要是“敦请荣增堪布、持松阿修建大威德、尊胜佛顶息灾大法，届时并请能海、觉拔、常惺同转发轮[14]。”此次主持法事的高僧“均是当代悲愿最广、行解最深的大德，法门龙象，云集于此。作狮子吼，同转法轮。至德上师，难逢难值。如此胜法，最为希有[15]。”

尊胜佛顶法会期间，持松讲经三座，修法五坛。他头戴五智佛冠，长缨飘拂垂膝，身披金缕袈裟，端庄严丽，威仪非凡，上座入坛，从容进止。每日皈依受灌顶者川流不息，沪上一时呈现如此盛况，各界人士奔走相告。盖自唐惠果阿阇黎主法长安以来，迄末见过如此庄严胜妙之道场，而今上海有唐密之坛场弘传密法，实令沪上人士大开眼界，广种善根也，遂法喜充满，庆幸异常。法会圆满，持松与丙子息灾法会尊胜佛顶法发起者、助修等合影留念，并赋诗一首，书于一张自己的半身彩色照片上：

挂锡何尝有立锥，衲衣钵袋自相随。

唯思法乳恩难报，一卷真言却付谁？

盖此时持松大师仍寄居于相林寺，无有安身之地。且自首次东渡起已十五年整，平时孜孜择器，奈法缘使然，暂乏泻瓶之人，故发此慨叹。此照片至今仍保存在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展柜中，观者见之无不吁嗟叹息。

2、1937年修尊胜息灾法。

自1936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计划越来越明显，国内形势日益严峻。为了护卫国家，唤起大家的抗日热情，1937年1月，上海菩提学会、佛教净业社以及佛教界知名人士王一亭、简玉阶、朱子桥、屈文六、关炯之、黄涵之、胡厚甫、闻兰亭、赵朴初等发起启建“尊胜佛顶大法护国息灾法会”，恭请持松大师于上海觉园密坛（现址在上海佛教居士林内）修建“尊胜佛顶法”七永日。

此次法会于1月20日（农历12月8日）开坛，由胡厚甫主持修护摩法，袁希濂、陈承辉担任助修，夏继禹、胡莫慧清、朱秀英等陈设供养，庄严道场[16]。《佛教日报》1月29日以《持松法师主修护国息灾法会昨圆满 全坛功德殊胜灵感甚多》予以报道，云：

本埠等所发起的恭请持松阿阇黎，在觉圆密坛修建尊胜佛顶大法护国息灾法会各情曾志本报，倾闻业于昨二十七日圆满，全坛清净庄严，功德殊胜，灵感颇多。

尊胜佛顶法乃密教大法，在消灾除障、祈请国泰民安诸多面威力甚大，对末法时期众生至关重要。为此，持松对此经法十分重视，曾揖录三书印行：一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一卷，由其题签；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青龙寺仪轨，唐法全和尚撰）》一卷，附《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持松着)；三是《尊胜陀罗尼（十一种）合篡释》，由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此外，持松还译有《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卷印行，后于1978年收入《佛教大藏经》（台湾佛教出版社，序号1812，册号58）。

3、1937年为国建百日调伏法会

是年7月7日，发生了“七七事变”，标志着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抗。佛教界同胞也满怀爱国热情，通过举办法会等形式积极参与到这一洪流中来。持松在《自述》中说：

（1937年）夏，为国家建百日调伏法会于觉园，国府主席林森派参军长吕超，及函嘱王一亭、屈文六，入坛代表致敬。

是时，日本大举侵华，为挽救浩劫，应屈文六等佛教界知名人士之请，持松毅然于上海启建护国息灾法会，为国家修百日高伏法。

调伏法为密教四大类修法之一，梵abhica^raka，以金刚部之尊为本尊，用三角形黑色坛、三角形炉，向南方蹲踞，焚烧苦木。其做法是，念五大明王等而修护摩，以退治恶魔怨敌之法也。

据密教经典记载：调伏法取黑月日中亦夜半起首。不论善恶日行之，不得三时行。若急速者不论白黑，其火曜星宿等尤吉。行者面向南方蹲居，以右足蹈左足上，即观自身遍法界，成青黑色三角曼荼罗。我身一法界，我口即炉口。我作降三世忿怒尊，眷属围绕。又想追置彼恶人身于坛上。放大智火，烧净我身中业烦恼及彼恶人贪嗔痴并所作恶事。彼此平等蒙法利益，获得长寿福乐。[17]

此次为国建百日调伏法会，受到了政府各界的高度重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派参军长（“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率同参军，掌理内部勤务，传达军令，接见宾客，并办理会计、庶务、警卫、扈从、典礼及一切不属他处之事务”）吕超专程到现场致意。林森还写信给佛教界著名人士王一亭、屈文六等，让王等代他入坛致敬。各地前来祈求和平安乐之四众弟子也络绎不绝，排队入坛，要求皈依、结缘灌顶者难以计数。此次盛会庄严道场，实为爱国爱民之举[18]。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持松乃挥毫疾书：“平原常牧马，大道久亡羊”，其忧患之心灼然可见。此联曾一度悬挂于常熟佛教协会办公室，后保存于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内。自此，他为躲避日伪利用，索性蛰居圣仙慈寺闭门谢客，专心着书立说，要把在日本学到之唐密教理、事相，允许书写的全部写下来，以利后来学者。

4、1943年建“护国息灾和平法会”

农历7月13日是持松大师的生日。这一天，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于上海的“瑜珈精舍”设素宴为持松庆寿，参加者百余人，都要求皈依灌顶。于是，持松遂启建“护国息灾和平法会”，并结缘灌顶，着实热闹多天[19]。

“瑜珈精舍”坐落于沪上江阴路（原名孟德兰路），为英式建筑，持松湖北同乡韩惠安居士于1937年花六十万银元购得，并常延请持松前往设坛、说法，持松曾亲笔题写“瑜珈精舍”于门额。韩惠安久知持松之德才和清廉，且一直居无定所，乃于1943年腾出这一洋房，请其入住，作为著述、清修之所。持松允韩居士之请，与弟子们欢天喜地请进了曼荼罗和佛像。众弟子都为持松有了密教道场而兴奋不已。然遗憾的是，1944年韩惠安长子于汉口经营失败，来沪要将瑜珈精舍出售抵资。韩也无奈，众人皆为之叹息，自此，持松又回圣仙慈寺居住。

5、1944年启建尊胜息灾法会

1944年开始，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于此同时，日军则加强了对占领区大城市的统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上海的佛教界人士没有被吓倒，毅然坚持护国斗争。6月6日至12日（农历闰4月16日至22日），持松于圣仙慈寺启建尊胜息灾法会。《觉有情》半月刊第115、116期合刊刊载的预告文章说：

本埠善信多人，慨灾劫未艾，民生剧苦，特吁请持松大阿阇黎，就南通路（旧淡水路）圣仙禅院开建尊胜息灾法会，以密宗轨范，建坛作法。同时请显教比丘五十位，轮流念佛七昼夜，冀仗三宝威神，救济有情苦厄。自农历闰四月十六日起，至廿二日圆满。希各界善信随喜参加，同沾法益。会内设供延生及追荐牌位，香资分甲（一千元）、乙（五百元）、丙（二百元）三种，欲设位者请向圣仙禅院内该法会办事处接洽。

提起圣仙慈寺，现在的上海人知道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但在解放前，却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佛教道场。该寺在法租界内，原由欧阳竟无居士于1937年出巨资8000银元购下赠给持松居住，在佛教界留下了一段佳话。

1921年8月，《摄大乘论义记》以“虞山兴福寺师奘沙门密林持松”署名开始连载于《海潮音》，时间长达19个月，一时震动了整个佛学界。持松于《义记》中广证博引“第八阿赖耶识”的存在，阐述其功能，指出：“唯识法相，异名同宗”，强调“转识成智”之必要。他强调，彻底转变“我执”、“法执”二障乃是全部修习之最高目标。我执、法执之形成，乃吾等八识田中包括各个躯体精神与肉体冲动而来之潜势力。名其潜势力为种子，同一种子具有善、恶、无记之分。善种子熏习力强，永续熏发第八阿赖耶识之善种子，不断为所培养，则可转化我、法二执之烦恼，进而改变人之素质。八识田中善种子多，则此人人格本质之第八识所显者乃善，反之乃恶。明此理可知，依八识染净之转依，即我人人格之改造，故佛教文化有利于民众品德之提高也。其时，法相唯识学界两大德——南京支那内学院之欧阳渐（竟无）居士与杭州净慈寺之太虚法师正为唯识与法相激烈争论，笔战不息，成为当时佛教界盛事。欧阳居士弘扬唯识，认为识外无法为之唯，万法皆由阿赖耶识变出，强调赖耶缘起；而太虚法师认为各种色法之名相概念，由赖耶引起，强调法相。持松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学习唯识论，又能结合理论深入到修行实践中去，并由此真正认识到法相宗的修行转依，正是通过阿赖耶识中善恶种子的消长生灭来实现的。持松将学习——实践——研究的体会总结出来，就把本来深奥难懂的唯识理论演绎得非常通透。及至二位大德于《海潮音》阅得《摄大乘论义记》后，顿觉作者见地深刻，有耳目一新之感，遂格外关注。太虚此前虽与持松见过面，但如此佛学华章出自如此年轻的持松大师之手，实大出其意外。欧阳居士初以为撰者必定是硕德、博识之士，后知“师奘沙门”乃兴福寺青年方丈时，喜出望外；故二者皆云，彼将来必为佛界龙象，故甚器重之。得太虚、欧阳两位大德之印可，持松亦声名鹊起。法相唯识宗亦由此而现中兴之势。

自《摄大乘论义记》发表起，欧阳竟无视持松为知音，对其充满期望，暗自留心其行踪，知其兢兢业业，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三次赴日，取回唐密，辛劳备尝，无异玄奘遗风，爱国爱教，四众皈崇，但始终无有安身处所，遂于1937年在上海淡水路57号觅得两厢一厅之楼屋，出巨资8000银元购下，改建为佛寺，于是年初改造完毕，请持松迁入寺中居住。其时，弟子陈承辉、许华瀚等去拜谒上师，即见门楣上挂有“圣仙慈寺”四字匾额，下书“欧阳竟无题”。对此情况，1963年时持松曾回忆说：

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是我最敬重的人，也是最亲密的朋友，解放前曾多方给我以帮助。我第三次从日本归来后，在一段时间里居无定处，是欧阳大师出资，在上海淡水路为我物色了圣仙慈寺，使我有一个安心的修持之处。圣仙慈寺的一块匾额也是欧阳大师亲笔所书。平时他还常常给我以生活上的帮助，使我得以潜心修持，从容撰述。我在圣仙慈寺先后住了十多年，写下了一些著述，这都归功于欧阳大师的资助和鼓励。[20]

后来，兴福寺一系的诸多僧人来上海，都依持松居住在这里。持松就请他的法弟惠宗法师作住持，自己则在寺内安心著述修持。因收入微薄，又将寺前原有花园处辟为关帝庙，以后关帝庙之名气越来越响，知圣仙慈寺者反而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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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45年秘密修仁王护国法并降服法

1945年初秋，日军投降前夕，陈承辉、许华翰两位弟子谈及日军侵华给国人带来的种种灾难，深感愤恨，就想求他们的密教上师持松建密坛修“仁王护国法”，但又担心给持松带来麻烦。到圣仙慈寺见到持松时，他们还是忍不住说明了自己的心愿。没想到的是，持松听后爽快地说：“好呀，但是没有地方啊。”经过商量，大家决定就在圣仙慈寺内设一座方便坛于东厢，买些黑布遮蔽住，不对外人说。如是经常抓时机修修停停，外面无一人知道。[21]

据持松的弟子许华翰回忆：此次秘密修仁王护国法以9日为期，每天修一座法，共9座法即圆满。为此，师徒每人择日修三座法即可。经过精心准备，修法开始，许第一个上座，陈次之，持松最后上座，师徒每人修了三座法，第九日结坛。结坛时，许、陈问持松是否也在修降服法，持松点头称是。二人他们想轮修一次，上师说不必了。

“仁王经法”指的是依《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道场念诵仪轨》等，为镇护国家、增长寿命、天下泰平及除灭七难（日月、星辰、水、火、大风、灾旱、兵贼）所修之秘法。与“请雨经法”、“孔雀经法”、“守护经法”等，并称四个大法。其道场设置大坛、护摩坛、十二天坛及圣天坛，读诵《仁王经》、《仁王般若陀罗尼》等[22]。降服法则属于密教息（灾）、增（益）、怀（敬爱）、诛（调伏）四法中诛法的一个内容，除手印外，还要求仁法者于定中观想自己变化为金刚神，再召摄对方来到自己的眼前，观想摄服他。同时，所诵的咒语以破坏的音符为主，且以暴怒心念诵。

东密、唐密修法与众不同，行者跏趺坐于礼盘之上，用净布遮盖所结手印、默诵真言、深入观想，坛场内声息全无。如需助修者，则侍立于主修坛旁，随时递给所需法器，及照看好香花灯涂等供品。整座行法中寂静肃穆、庄严祥和，气氛与其他宗派迥异。

此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抗战胜利的浓厚氛围中，9月5日（农历7月29日），持松大师及时应信众之请，于圣仙慈寺内结坛修地藏法，祈愿息灾度亡，给饱受战争创伤的各界同胞以安慰和鼓舞。

三、严拒日伪的威逼利诱，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持松一生与日本关系密切。他一生“六次东渡，可与鉴真媲美”（真禅法师语）。但前三次是在解放前，主要是学法及购买法器，后三次均为解放后去日本访问交流。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为复兴唐密的前三次东渡，即通常所说的“三次东渡，二上高野”[23]：

第一次，1922年冬，29岁：因阅《法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并藉此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以为改革中国佛教之借镜，乃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韶穆为师，习古义真言宗，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受中院流（引方血脉）一流传授，得六十四世阿阇黎位；1923年9月回国。

第二次，1925年秋，32岁：10月28日随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于次年四月六日得传法院流第四十九世阿阇黎位。随后，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穆韶再习古义真言宗，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1927年春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阿阇黎位，稍后归国。

第三次，1936年，43岁：农历3月，携汪书诚居士赴日本采购各类密宗法器以备重建真言宗道场之用，夏四月归国。在日期间，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为其授记：将来成佛，号“松华如来”。此事记录于晚年所著《松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及《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文稿。

正是由于与日本交待密切，上海沦陷后，为避免日伪利用，持松毅然闭门不出，专心于撰写著作，以利后来学者。尽管如此，因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日伪仍不放过他，企图拉拢持松出任伪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以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战略。特别是1941年起，随着日本对上海租界控制权的加大，身处法租界里圣仙慈寺内的持松便成了日军特别想利用的人选。觉醒法师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毫不屈服的持松法师》[24]写道：

一九四一年，日伪当局闻悉持松老人德高望重，又三次东渡日本参学，精通日文，千方百计想拉拢他出任日伪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他面对日本侵略者，毫不屈服，拒绝与之合作。当时有日本侵华军驻沪司令部司令宫河田大佐和青帮头子黄金荣等人出面，多次派人送所谓「请柬」给持松法师，约他见面洽谈。持松法师接到「请柬」后，均以有病推却，拒不见面。有一次，派来的人赖在圣仙寺不走，一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见到持松法师，来人无法，只好悻悻而归。日伪如此纠缠，先后达三月之久，仍然一无所获。

淦泉法师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感言》中说[25]：

出家人虽号称方外，然每当民族存亡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僧侣也无异常人。

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即沦为“孤岛”，僧侣洁身自好者亦所在多有。尤以本市圆瑛、持松两法师之奇节，疾风劲草，见称于世。

持松法师为我国佛教界之泰斗。几度问学于日本高野山，传持密教以归，平生精研华严、法相两宗之教义。敌寇妄图以故伎诱惑法师组织伪佛教会，法师闻风托病养疴，杜门谢客，药炉茶灶，狼藉一室。法师叹息说：“吾离此一步，即无面目见国人及师友。”法师正义凛然，以致敌寇诡谋奸计，率未得逞。

持松虽然自身处于危险境地，但对他人之安危却始终关怀备至。因拒绝出任伪职，他所居住的圣仙慈寺受到监视。当时弟子们不知其故，照常拜访。有一次，看见弟子要进来，他就连忙摆手让其快走。弟子问起师父因何如此紧张，持松简单两句话后又催促弟子快离开，以免受牵连。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直至日伪不再纠缠，才允许弟子去圣仙慈寺。[26]

面对种种威逼利诱，持松始终正义凛然，不屈不挠，坚决不与日伪合作，使敌寇诡谋奸计无一得逞，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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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结同胞，鼓舞士气，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智慧

上海沦陷前后，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斗争日益复杂。持松悲愤于时局，毫不退缩，又巧妙同施，以方便法引导信众的抗日护国热情，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智慧。

1、发起佛教徒护国和平会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推进，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积极备战护国，上海的一些佛教徒积极行动起来，于1937年1月28日，由上海佛教界名流在觉圆发起成立“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以联合国内外佛教徒，弘宣佛教慈悲喜舍之教义，实行菩萨利他救苦之行愿，维护国家倡导和平为宗旨。成立大会上，到会的有五百余人，推大悲法师为临时主席。大会对二十二条章程逐条通过，并选举持松大师、常惺法师、王一亭、黄涵之等五十三人为理事。[27]

成立“佛教徒护国和平会”，既能彰显佛教的和平理念，又能体现佛教徒顺应中国社会、积极入世护国的精神，因此引起了较好的反响，随后各种行业的爱国护国社会团体也陆续成立。后来，太虚大师受此启发，倡议成立“佛教和平国际组织”以代替“佛教徒护国和平会”；这样，一方面阐述佛教和平理想，另一方面表达中国佛教徒建设世界和平的愿望。他呼吁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僧伽加强团结、共同努力，迫使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只有这样，中日两国人民才能真正地建立互信，才能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2、保护杨俊生

杨俊生（1890～1982），江苏淮安人，早年即赴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中断学习回国参加革命。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入船舶工学科学习，开始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1926年于国内创办中华造船机器厂（后改组为中华造船机器厂），并任厂长，为发展民族工业争得了一席之地。1937年8月上海沦陷，中华造船机器厂被日寇侵占，杨俊生被迫离厂并指派部分职工内迁湖南湘潭建立分厂，支援抗战。但由于日机轰炸，运输阻绝，工厂无法开工，被迫于1939关闭。因他在日本呆过多年，有些民族败类不断想拉他“下水”。汉奸周佛海曾受汪精卫之托，请他出任汪伪职务。杨俊生鄙夷地训斥说“佛海，佛海，你下海了，可不要再害别人”。日寇邀他出任江南造船所所长，他借口“皈依佛门，不问世事”予以拒绝。为避免日伪纠缠，杨俊生特地找到持松大师，提出想拜他为师，学习佛法。持松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杨以持松为师，从之受灌顶，学习佛教显密知识，成为持松的亲近弟子之一。

杨俊生与持松都有留学日本的相同经历，又都十分爱国，因此两人相互钦佩，走到一起是十分自然的事。而对于持松的保护之恩，杨俊生一直念念不忘。1943年，持松虚龄五十寿辰将至，杨俊生与赵朴初、正道、苇乘、止方、白圣、度寰、吴企尧、韩惠安、袁希濂等28人联名撰写了《持松上师五十寿序》刊发于《觉有情》半月刊与《妙莲花》，以示庆贺。[28]曾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回忆说：“这篇祝寿文，用骈四俪六体，是情文并茂的佳作。朴老在为几位居士介绍讲解这篇祝寿文时，我有缘在一起恭听，从中得悉持松法师曾大义凛然，严拒敌伪的威胁利诱，不屈不挠，不为敌伪所利用的感人事迹。”

抗战胜利后，杨俊生收回工厂，他满怀希望向国民党提出发展民族造船业的计划，但被束之高阁。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抽逃资金去海外。解放后，杨俊生和他的中华造船厂获得了新生。1953年元旦，中华造船厂成为第一批公私合营单位，党一贯信赖杨俊生先生，仍由他领导中华厂的工作，一直到退休。作为我国著名的造船专家，他擅长商船设计及建造，精通日、英、俄、德四国外文，着有《船舶力学计算》、《破冰船》等书，还亲自主持制订《中国钢船规范》。曾在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等院校任造船业系教授、系主任和副院长，被誉为中国造船界“四大金刚”之一。先后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多种职务。

3、方便引导，鼓舞信众。

1943年，《觉有情》半月刊组织出版一期《佛教弘传世界号》，以在动乱中能有效普及佛法。经过精心组织稿件，《佛教弘传世界号》（《觉有情》半月刊第93、94期合刊）7月1日正式出版，其中《答朱子桥居士书》是持松当年写给朱子桥(1874-1941)的回信。显然，这虽然是一封旧信，但信中提及的问题却十分重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持松劝人“宜节劳摄养，无使疲弊。盖居士此身已非私有，乃万姓筏梁之所系。善保自身，即是保无边生命，亦即保诸佛慧命。健康失常，不啻损害众生，忘失菩提，岂可任其耗乏哉？”因为有了一个好身体，才有抗日的资本，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各方面都遇到了困难。他间接告诉世人，面对困难，最好的选择不是放弃，而是坚持。

另一方面，持松对“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小乘做法提出了委婉批评。“顷闻有人劝居士过午不飱，居士以勇猛无畏之心，闻说即行，固为可佩”，但鉴于朱将军身体需要资量，工作量重，食少事多，将无法担当大愿，故持松认为，“此与居士大愿度世之心，诚非算数譬喻所及”，劝朱“不以小节害大志”，正常进食。可见，持松认为，因朱子桥重任在肩，而“日中一食”的小乘做法只是自利的法门，并不适宜于有度世大愿的大乘人。这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劝告佛教中人，为了取得抗日胜利这个利益众生的大愿，大家应该舍弃自利的小我想法，走向大我，以坚强的信心和强健的体魄，迎接抗战的胜利。

在上海沦陷的险恶环境下，持松在逆境中仍尽力做好弘法工作，劝导信众。除撰写佛学著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个例子是，1942年，持松曾应邀在静安寺举办的佛学讲座中讲《佛教与哲学》，讲演内容刊于《觉有情》半月刊。

1944年11月，持松还应“来苏社”之请所撰《木祖师二百岁寿》载于《木道人二百岁纪念特刊》[29]。诗中有“有情十法界，无情一草木”之句。上海市佛教协会原副会长吴企尧老居士说，当时正值日寇占领上海，感到这些诗句洋溢着大气磅礴的爱国爱教精神。他说，持松大师德高望重，一生爱国爱教的感人事迹很多，凡有胜缘读到记述高僧大德事迹的书，是通过文字般若熏受的福报，有利于积极向上提高素质，有利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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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抗战八年，国土蒙尘、民众罹难，“粒米贵于珠玉价，春田长苦笠蓑耕[30]”，“肥瘠无关秦越看，任教盗跖脍人肝[31]”。面对如此的局面，持松十分难过。虽因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上阵杀敌，但悲愤之情仍表露无遗。1939年的一日，君达先生求请墨宝，持松特借鲁一同、黄爵滋大作各一句，集书成联：“寒云落日不称意，苦笋咸齑亦有情。”鲁一同乃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古文家、诗人，是近代经世思潮中极具代表性之一员；黄爵滋乃道光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林则徐力主反英输入鸦片。在此联中，持松借两人的话组成一联，暗喻日军之猖獗和国人含辛茹苦奋力抗战。实是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反映。此联上一世纪为上海李居伦于拍卖会上拍得。

八年的血与火，即将换来抗战的最后胜利。持松大师感慨良多，遂于1945春发愿说：“愿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于民国卅四年起咸趣安乐，永息争端，同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三毒五欲之妄念，证究竟种智之觉果。[32]”

抗战八年，对持松来说，又是丰收的八年。自上海沦陷，为躲避日伪之威逼利诱，持松大师杜门谢客，着书立说，计撰写论著、纂注、疏解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等计二十余种。又整理出版了《师奘全集》、《师奘选述》这两部系列著作，尤其是后者，是佛教各宗的重要典籍，惜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些典籍，既是镇压护国家的法宝，又是珍贵的佛教瑰宝，是我们研究、学习佛教文化特别是唐密的有力指南。

学法为国，抗战中的气节，丰富的著述，佛教界的声望，奠定了持松在上海及全国佛教界的地位。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持松应邀住持“天下禅林第一”的径山寺。1947年先被推选为上海市佛教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市分会）理事长，后又被一致公推为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后的首任住持并兼任静安佛教学院院长，不但使这一古都寺院振衰起弊，而且兴办学校、平民诊疗所、济寒处等社会事业，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上海解放前夕，时任静安寺监院的某法师将寺内资金席卷台湾，此举导致静安寺一度面临断炊危机。为维持寺僧生活，持松依靠弟子们的资助，同时组织僧众生产自救，终于渡过难关。后该法师几次回沪劝持松赴台湾出任十普寺住持，均被婉拒。他与应慈、圆瑛等到坚留大陆，迎接解放，为稳定局势做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先后任人民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多次出访周边国家。他常对人说：今天我们佛教徒要把整个身心都交给社会主义，交给六亿人民。当真言宗坛场于1953年在静安寺建成后，他专门书写了“信印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的对联，表示坚信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要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副对联，后来他一直挂在寺中的客厅，作为座右铭。后来“文革”兴起，持松受冲击，蛰居民间。但他毫无怨言，观修一贯，地地成就，教育弟子爱国爱教，读诵《普贤行愿品》等。1972年，持松示寂。现其复兴的唐密已历87年，第三、四世入室弟子已有20多人，结缘弟子若干，皆依持松教诲，爱国爱教，清净修持。

作者：姬孝范

1、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2009年，华夏出版社，294页。

2、见《自述》，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1941年（民国30年）2月1日。

3、见《沪上仁王护国法会之发起》，载《威音》第35期第1页，1931年11月15日。

4、见《释迦如来一代记》跋（朱庆澜），1943年版，普济印经会。

5、见《自述》，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1941年（民国30年）2月1日。

6、见《中國佛教會報》第14期第66-68頁，1937年（民国26年）2月。

7、见《自述》，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1941年（民国30年）2月1日。

8、见《爱丽园刊印师奘全集》，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1941年（民国30年）2月1日。

9、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401页。

10、见《息灾之意义》，分别载《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特刊第1号，1949年3月1日；《觉讯》第三卷第三期，1949年2月（题目为《息灾的意义》）。

11、见《御修法》，载《佛学大词典》。

12、见《序二》，载《持松法师》，杨毓华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13、见《丙子息灾法会缘起》，载《丙子息灾法会特刊（第一号）》（《佛学半月刊》第126期），1936年（民国25年）5月1日。

14、见《丙子息灾法会办事处通告》，载《丙子息灾法会特刊（第二号）》（《佛学半月刊》第127期），1936年（民国25年）5月16日。

15、见《丙子息灾法会功德殊胜》，载《丙子息灾法会特刊（第二号）》（《佛学半月刊》第127期），1936年（民国25年）5月16日。

16、见《觉园修建密法》，载《佛学半月刊》第144期第19-20页，1937年（民国26年）2月1日。

17、见《调伏法》，载《丁福保佛学大词典》。

18、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343页。

19、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360页。

20、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2009年，华夏出版社，396页。

21、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2009年，华夏出版社，362页。

22、见《仁王经法》，载《佛学大词典》。

23、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华夏出版社。

24、载《香港佛教》522期；摘自《略说近现代上海佛教高僧》，收入《佛法在世间》第一编，觉醒，2005年。

25、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26、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杨毓华主编，2009年，华夏出版社，354页。

27、见《佛教徒护国和平会》，载《佛学半月刊》第145期第18页，1937年（民国26年）2月16日。

28、原载《觉有情半月刊》第四卷第九十七、九十八期合刊第一版，1943年9月1日，版面正中有《持松上师法相》一幅，又载于《妙法轮》第一年第十期，标题为《持松上师五十寿启》。该文由赵朴初撰，袁希濂书。

29、《木道人二百岁纪念特刊》由《木铎声》编辑处编，1944年11月上海道德书局出版。1929年，一些佛教居士与文坛闻人于上海武定路成立了一个扶乩团体——来苏社，其降笔之神名为“木道人”，相传是清干嘉间南通吕四镇碧云寺高僧降世，以疑卜、病祷、诗文闻名，并以求生净土为念；护持最力的是江苏南通、上海一带的居士，如江谦(1876-1942)和南社的文人社群。在上海道德书局创办人邬崇音的努力下，该社的具体活动情况被编成《木铎声》数集刊行，其内容除祖师行述及该社社史外，还剪辑了当时上海及其他各地报纸、各类文墨中有关木道人的讯息。

30、见《春雨》，原载《觉有情半月刊》第70、71期合刊，1942年9月。

31、见《已卯秋感》，原载《觉有情半月刊》第56、57期合刊，1942年2月1日。

32、见《今年的愿望》特辑，载上海《杂志》月刊，1945第4期。

以戒为师

随喜赞叹法界一切弘扬正法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