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好姿态多渠道探索对外译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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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翻译是整个中国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门，在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中施展着不可替换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有关方面高度正视中译外工作，将之视为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并把它晋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送出”中国文化经典的过程中，亟须留意以下几个题目。
　　制定对外推广长期战略
　　我国相关部分陆续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大中华文库”等对外出版项目意义深远，值得长期执行并逐步完善。
　　“汉语热”在国外已持续多年，到2010年底，各地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已接近700所，但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加未必意味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人才的相应增多。以英国为例，目前真正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学者只有蓝诗玲（Julia Lovell）等少数几人。在中外交流中，文化赤字以及汉语同其他主要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平衡”现象势必仍将延续。因此，国外对中国文化的“索取”和我国方面的主动“送出”并存的局面也将长期存在。制定中国文化对外推广的长期战略，将有序推动相关工作。
　　及时理性地对待各种反馈
　　我国对外出版部分素有注重国外读者意见的传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及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常常附有多种语言的意见反馈表格，意在了解翻译公司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看法及其阅读爱好，此举对进步文化输出的效果大有裨益。
　　值得留意的是，国外一些汉学家和翻译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持否定立场，有时甚至言辞刻薄，海内也有不少学者随声附和。如曾于20世纪70年代以外国专家身份在外文局与中国翻译家共事的英国汉学家詹纳尔，就明确主张中国作品的英译应由英语本土着土偶士承担；马悦然也以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已故闻名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则将这种翻译行为视作中国学者“文学虚荣心”的体现。这些评价往往受翻译行为中“母语原则”的影响，忽略非通用语言使用国的文化诉求，显著有所偏颇，不应成为我们相关决议计划的障碍。
　　积极打造翻译人才步队
　　高水平对外翻译人才的匮乏是制约中国文化经典走出去的瓶颈之一。在这种局面下，除了注重人才培养外，更需动员全社会的气力，整合各涉外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才，建立对外翻译人才贮备库。
　　实际上，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社内专家”承担外文出版社和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翻译任务外，“社会气力”也施展了重大作用。同时，还应开展富有针对性的培训，促进译者水平的进步，像今年夏天英国文学翻译中央举办多语种文学翻译研讨班的举措即值得总结。
　　重建对外展示窗口
　　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在1951年创刊后，在半个世纪内曾将大量历代经典著作和文学新作先容到海外。它与香港的《译丛》（Renditions）和台湾的《中国文学译丛》（China Pen）一起成为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状况的主要渠道。
　　因为种种原因，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于2001年停办。这种大型刊物在推广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单本著作所无法相比的。目前，应考虑复刊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或者创办新的类似刊物，在吸取过往办刊经验的同时，应留意避免灵活性不足等弊端。应该说，现今这类刊物在国外的接受环境颇为乐观，是当初《中国文学》杂志所不具备的。
　　探索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
　　对外译介作品的受众在国外，中外合作的重要性尤为凸显。这种合作可以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前提具备时，争取使更多的译作进入欧美主流出版社，如20世纪30年代，初大告的英译本《中华隽词》和蔡廷干的《唐诗英韵》均由英美重要出版社推出，并且请国外着名学者作序，译作出版后不久即获得较好的反响。其次，建议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承担对外翻译项目的学者赴西方汉学机构进修，谋求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历史上一些经典外译作品，如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和《中庸》、熊式一英译的《王宝钏》以及初大告等人的主要译作，均是在译者旅英期间完成的。再次，进一步吸引国外学者介入中国作品的译介，除部门项目对国外招标外，积极尝试海内作家、学者与国外译者的合作，在寻求合作时不能局限于欧美国家，应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如印度籍作家、诗人维克拉姆?塞斯，他所翻译的李白、杜甫和王维三位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在1992年出版后曾引起广泛关注。最后，国外译者在选择原作时或有一定的盲目性，应主动向其推荐更能代表中国文化成就的作品。
　　善于鉴戒他国经验
　　对外翻译传统并非我国独占，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有相称一部门俄苏经典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出自苏联译者之手，挪威和芬兰等北欧国家半数以上的翻译家在从事从母语到外语的翻译，斯洛文尼亚等前南地区国家也有人将本国文学作品译入英语，这些国家的相关经验可资鉴戒。
　　另外，荷兰的“翻译家之家”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级翻译中央明确以促进本国重要作品的别传为目的，为其他国家的译者提供诸多支持，而我国目前尚无类似机构。再者，近年西方出版了若干种有关非母语翻译的学术著作，如Nike K. Pokorn所著《挑战传统原则》、Meta Grosman等主编的《译入非母语》以及Stuart Campbell的《译入第二语言》等，其理念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保持不卑不亢的文化心理
　　在“送出”中国文化经典时，既要保持文化自尊，又应表现出对异文化的充分尊重，避免外译作品附加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应留意“送出”的方式，既要保持一定规模，又要避免“推销式”的做法。“文革”时期曾泛起过主动向国外寄送大量作品的极端做法，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一些作品在外方海关积存，甚至一些书刊出口以后即被销毁，这种教训应该吸取。
　　同时，既要宣传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又要避免妄自尊大，不刻意追求中外文化交汇中的“春风压倒西风”，以免被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找到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