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龙泉日记：座谈佛教教制建设

不二

●1月5日龙泉日记“念法功德”系列之二十九：

座谈佛教教制建设

编者按：教制，就是僧俗二众教团的制度。初修的人，个人一定要到团体里来修；一个团体要在大的社会环境里存在。个人的修行怎么修？团体修行怎么修？佛教的团体跟社会怎么融合与互动？佛教该怎么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上长期地存在下去？禅兴法师在“师父理念小组”讲解师父04年的文章《加强佛教教制建设》，回顾历史，针对当下，开演师父教制建设的蓝图。

　　禅兴法师：我们一般会考虑个人修行的问题，但个人不能离开团体，团体的的事怎么办，制度怎么设置，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至少师父要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开阔心胸格局，能够更加理解师父今天所做的对中国佛教的意义；同时打开我们思路，也能够增强我们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因为我们以后慢慢都是要去承担的，今天的净人、沙弥，将来也会成为上座、长老，带动后面的人。所以这些问题迟早是要考虑的。
　　先来回顾一下师父这篇文章的思路。从印度的原始佛教，到中国佛教，从早期到后来的鼎盛时期，再到近现代，做了一个时空尺度很大的回顾。一个教团一定要有制度，这种制度是保障大家修行的。原始佛教的时候制度很少，主要的是戒律，大家都依照佛制定的戒律去做就可以了，因为人的根机够，根据戒律去做就完全够了。甚至早期，连戒律都没有。那时候人的根机更高，听了法，修行马上就能证果。团体越简单，制度越少；教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尤其跟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相应的制度就越来越多。所以制度是配合着教团的发展与需要来制定的。戒律又分两部分：一个是个人修行，就是规范个人哪些该做，那些不该做；一个是团体修行，就是一个僧团怎么样来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印度时期的佛教，它的一个主要制度是羯磨制度，就是民主会议，比丘决议。如果一个人否决，这个会就开不成了，所以它要求非常和合，包括犯了错、犯了戒怎么忏悔呀、大家如何集体做法等等。
　　另一方面出现了清规和僧制。这有几方面，一个是佛教到中国之后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在印度僧人们是不自己做饭的，大家托钵乞食，修行是到处游学。但在中国就不行了，国家不让，老百姓也不让。必须住下来，自己做饭，这就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另外我们国家历代的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古代政府就有专门管理佛教的机构。比如说唐朝时，剃度的度牒都是朝廷来发。也就是说僧人剃度的权利，不在佛教徒手里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大。佛教在戒律里面主要讲平等，那么在清规里面就有了差别，比如说有方丈、执事到清众一级级的差别。我们传统儒家就是在这样一种伦理的体系当中，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中国佛教祖师引进了很多儒家的伦理内涵，以方丈为僧团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方丈下面的执事们来带动僧团的修行。靠这样一个严密的、有层次的、有等级的管理体系来对僧团加以管理。
　　当然清规的产生还有很多的背景，就像寺院经济的独立。印度是乞食，乞食完以后，你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给我就饿着；中国佛教也是一样的，靠信众养着。但是在唐朝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寺院经济高度发达。一方面因为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它本身的经济就高度繁荣；再一个就是隋唐时期，佛教是被政权所保护和推崇的，很多皇帝都信佛，对佛教寺院免税，免劳役，这样佛教的寺院就拥有了大量的资产和附属的农民，它有很多的田地。这样对国家的政权就会慢慢地产生一定的威胁，政府就要对佛教采取措施。这样的形势下佛教的生存就很危险。

　　禅宗的祖师怀海禅师很有智慧，他把佛教的经济从依附型，变成了自给自足，甚至是可以完全跟社会脱钩。“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宗寺院的出家人必需去劳作。百丈怀海禅师亲自下地劳作，他带头干，每天干，种地粮食就有了。粮食有了别的就不在话下，甚至在深山老林里面都可以建道场，都可以生存。唐代的很多寺庙都是在大城市、都城里面，跟政府、社会联系是很紧密的，一发生战乱，一发生灭法就完了。禅宗就完全独立，所以经历唐末的会昌法难，甚至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禅宗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一直很兴盛。这跟印度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印度佛教戒律明确规定比丘是不许掘地的，更不许种地。但这是不是说，我们违背了佛陀的精神呢？不是的，佛陀在《随方毗尼》中说：我制的戒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原则来调整。所以禅宗从公元九世纪以后，成为一千年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现在到各个寺庙去看：当家、执事、知客、班首啊，这都是禅宗清规里的内涵。
　　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佛教的教制建设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变化，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与时俱进。不调整的话佛法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到了清末的时候又有一些大的变革，跟当时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清末的时候中国佛教已经是非常的衰败了。一个是我们出家人考试的制度被取消掉了，乾隆皇帝取消的，这样出家人的数量就大大增加了，但是整体质量下降，乱剃度的很多，僧尼的素质良莠不齐。
　　清朝末年朝廷颁布了一个政策：庙产兴学，就是把佛教、道教的寺庙没收掉，来兴办学校。这个对佛教简直是灭顶之灾。所以面对这样的形势，当时的大德就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设想，让佛教度过难关。这样慢慢就出现了地方性的，乃至于全国性的佛教组织，把佛教徒联合起来，保护佛教徒的利益。全国性的佛教组织是在民国时期才出现的。之前我们佛教各个庙都是单干的，或者说一个宗派可能有一个系统。后来出现的中华佛教总会，就把全国的佛教徒和寺庙统一起来，那么这是近代的一个很大创新。这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的出现。
　　那么在佛教的教团、建制方面，一些大德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师父在文章里提到了当时的教制改革的两条路线：一个是太虚大师自上而下的治理僧伽的主张，要把整个佛教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的这个理念是非常超前的，但可惜落实下来很难；另一个是自下而上，就是其他的大德们把自己的理念在一个一个庙，具体的寺庙去实践。那么自上而下的思想它对现代乃至于当代，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但是可惜没有具体的道场去作表率，所以实际上是没有很好的落实。自下而上的路线，这些大德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能够树立起比较好的道风，在一些局部能够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他也难以持久，大德一走就不行了。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是祖师型的，祖师一来就可以，祖师一走就不行了。
　　在民国时代中国佛教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四大高僧出来弘扬佛法，近代的佛学研究的风气和居士的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佛教又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比如说文革对佛教的摧残还是比较大的。经过文革，佛教是奄奄一息了，可以说当代佛教是文革以后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我们算是喘过一口气来，好不容易喘过这口气，又遇上了快速发展的国内外的形势：市场经济，高度的全球化、商业化，这些发展实际上对佛教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代佛教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有很难得的发展的机会。
　　具体到我们僧团来讲，有一些特点。一个是注重和合，和合的根本是知见的统一。其次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条件下，保证大家安心地修道。
　　比如不发单资就是对大家道心的保护。因为只要有钱你就会动这个心眼：我这个钱买什么东西去？或者我老了、岁数大了、身体不好了怎么办？在龙泉寺里面不需要有这些顾虑，没有钱，但所有合理的开销都能给你保障，包括僧众父母来的开销、看病都可以保障。只要父母愿意来，养老问题不用考虑。岁数大了，生病了怎么办？像我们班导、同学相互照顾、看病，真正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钱没有了，我们付出了一定的管理成本，借钱还钱、签字报账，但受益的是大家，大家就只要安心办道修行就可以了，大的制度来讲已经提供这些保障了。
　　有了钱不一定有保障，有了钱麻烦更多，但是没有钱可以给你保障，这个是师父深思熟虑过的。包括对手机、媒体的限制，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不让随便下山，其实只有简单的几条制度，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对僧团起着关键的保护作用。
　　建立修学体系现在才刚刚开始，跟我们的期许还是有很大差距。僧团也在逐步加快摸索、建立的过程，如准净人、净人、沙弥、比丘，再往后的一些专修、闭关。把我们的框架慢慢地去充实。因为培养一个人才不是那么简单的。道场的建设，制度的完善也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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