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佛教会(上海,1929)圆瑛是福建人,生于1878年。1897年在福建最大的一座寺庙——鼓山涌泉
寺受戒,他曾跟随包括八指头陀在内的著名禅师学习禅定。从二十至三十年代,
相继任福建和浙江两座名寺的方丈。
1927年在浙东兴起了一股没收寺产的风潮,这大概与国民党上台有关。时
主宁波七塔寺的圆瑛对此提出抗议未果。事态很快恶化。1928年5月,在南京
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七十七人,其中三分之二曾经留过
洋——故无人对本国宗教表示尊敬。有一位刚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学位
回国的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提议首先要把大寺院财产充公,然后再没收小寺庙
的财产.寺院的岁收也应上缴兴办教育。这项议案不仅赢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
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他开始考虑实施的办法。消息很快传到佛教界,闹
得人心惶惶,圆瑛组织成立了“江浙佛教联合会”,并作为代表到南京向政府请
愿,抵制邰教授的提议。这一次他比较成功,不论是否因为他的努力,还是其
他原因,反正这一议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佛教界的领袖们认为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对未来他们仍然深感不安:为“承
担起社会职责”,同时也是为防止新的侵犯寺庙的行为,他们着手成立菩提儿童
之家和劳动训练所,新开了许多佛学堂,实行“自己种菜种粮以便自立”的方
针。而最重要的对策是成立一个核心组织,一旦寺院面临着被侵犯的危险,能
够迅速采取行动,同时致力于取缔1929年1月通过的一整套新的管理寺院的条
例。1929年11月12日,“中国佛教会”于上海成立,来自十七个省的代表在总
办事处——觉园的“佛教净业社”集会。其后几年,这里成为全国佛教活动中心。
圆瑛作为精神领袖,自然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太虚当时在国外,他于1928年8
月l1日专程环游世界,因而没有参加这次成立大会,尽管他自己曾多次想成立
这样一个协会。
尽管会员中有一些居士,但整个佛教会还是由僧人牢牢控制。他们向内政
部递交了章程,并坚决要求废除1929年1月颁布的条例。圆瑛为此事到南京
向立法院请愿,立法院将于五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不久,1929年4月25日,太
虚回到国内,也递交了他的提案。“中国佛教会”的章程于6月3日被批准通过,
到年底,一套新的令人满意的“监督寺庙条例”被制订出来并公之于众(见本书英
文版第138页)。在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分别成立分会。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然而好景不长。太虚在6月3日当选为新佛教会的常务委员,他与以圆瑛
为首的保守派发生分歧,圆瑛也不支持他关于重新组织僧伽的宏大计划。到I1
月,太虚已决定辞去委员会中的职务,把全副身心用于他在南京成立的小团体,
但仍保留一个普通会员的身分。1931年4月IO日,“中国佛教会”第二届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太虚以一番措辞激烈的讲话,开始了向保守派的新一轮攻击。他
说,威胁寺院财产的因素已经消除,人们对改革业已失去兴趣。自1929年以来,
寺院财产状况和人员素质日趋恶化,佛教会的章程也遭到践踏,表现在有些不合
适的人加入了常务委员会,总办事处的办事员中甚至无一僧人或“正信”居士。
因此必须精选才德僧伽、正信居士,以构成常务委员会及总办事处,每半月须将
议办之事公布;每年最少须筹有确定之常费三万元,用于出版工作和培养各级分
会的办事僧员。最后太虚总结说,如果不这样,佛教会不但不能振兴佛教,而且
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倒不如趁早解散为好。
接着进行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太虚一系获得胜利,一向包办之“沪杭名流”
失败。从此“新旧之间,显然趋于破裂”。4月11日,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会议,太虚及其支持者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是仁山、王一亭、谢铸陈。他们把
总办事处移至南京毗卢寺。
然而胜利如昙花一现。正如他们的一份杂志记载的,“当太虚提议,在全国
性会议上通过的宗教改革方案应当真正付诸实施。他们马上煽动心怀恶意的达
官贵人,四处游说,传播谣言,蛊惑人心,阻止计划的实施。他们还秘密串通.不
向佛教会交付经费;同时他们还指使在执行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中的僧人集体
辞职。”更严重的是,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居士公开指责选举为不合法,并提议把
总办事处重新迁回上海。甚至,自1915年以来一直是太虚的朋友兼支持者的王
一亭,也站到了对方的立场上。太虚眼看事态已无法挽回,不得不辞职。6月3
日.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一篇言辞激烈的声明,指责过去的同道只关心保护寺
院财产,如今已成为佛教改革的敌人。他说:“我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为中国佛
教会耗费精力了。”
6月14日,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恢复了保守派的地位,并把办事处迁回
觉园,或许出于一种照顾,仍任命太虚主持南京会务。太虚“佛教会之工作,完
全失败。圆瑛为江浙诸山丛林、名流居士所拥戴,以反对佛教之革新,大师与
圆瑛间,乃不可复合”。它宣告了两人长期友谊的终结,虽然他们曾于1906
年结拜为盟兄弟,而且太虚年青时,正是年长他十一岁的圆瑛鼓励他更好地学
习。
但是为了照顾外界的影响,在公开场合仍然维持原状,在佛教会领导人中,
太虚的排名仍紧跟在圆瑛之后。然而在其刊物《海潮音》中,他的下属攻击道:
“在不负责任的老朽把持下,空挂一个招牌而已。”他还得耐住性子,等待时
机。他在武昌和厦门自己的佛学院中,继续按照自己的观点教授学生.1931年
他在重庆附近又新办了一所佛学院。他将更多地依靠下一辈的支持者。另一
方面,“中国佛教会”仍旧致力于保护佛教财产。虽然太虚在第三届全国代表大
行,会议修订了会章,使佛教会更牢固地置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排斥太虚
控制佛教会的企图。大会宣布,在上海总办事处备案的分支会已逾五百个。
自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中国佛教会”日渐衰弱,与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相
反,佛教会并没有随政府迁到重庆。在重庆确实有一办事机构,作用是管理
地方分会,但政府并不承认它对国统区内的佛教有管辖权。理事长连同印章都
留在上海,这并非像有些诽谤者所说的那样,他是亲日派。早在l931年,圆瑛就
组织了僧伽救护团救援受伤的中国抗日士兵和平民。l939年当他从东南亚募
捐回来,被日本人逮捕。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有人向日本人告密,说他募集的
款项中有一部分不是用于佛教,而是资助中国军队的。另一说法是日本人曾强
迫他担任新成立的“中日佛教会”理事长一职,因遭到拒绝才逮捕他。不到一
个月他又被释放了,但从此以后,他变得悄无声息,整月呆在他的讲经堂——上
海圆明讲堂内,偶尔出门弘法,不再介人中国佛教会的活动。
与此同时,太虚正在为夺取全国佛教的领袖地位而积极作着准备工作。
1938年,他随政府迁往重庆,在那里,他作为说客和话动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展
露。一方面因为他的对手.即江浙两省大寺院中的僧人,无法像尚在南京时那样
对西迁的政府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需要帮助,只要有人能够提供帮
总办事处从上海迁到了南京毗卢寺(如同十五年前太虚所做的那样),在那
里设一个人数不多的常设机构,它对三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十-人组成
的监督委员会负责,执行章程的各项条款。各省都有分会,各省下有支会,自
分支会向它们传达总办事处的指令,同时分支会也把它们的报告和要求上交总
办事处。这些上行下达的事情大多与政府行为有关,像从前那样,佛教会成为政
府与僧人之间主要的中介。如果签发的法令触及寺庙的利益,僧人所在的支回
就提请他们注意。反之,如果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有所不满,就向支会反
映,支会对此十分重视,努力寻求妥善解决。佛教会还确保消除宗教颠覆的隐患
(历代中国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让它有丝毫的萌芽。它首要的职责是命
令佛教会成员“不要抗拒已经生效的章程,不要违反政府法令”。佛教会还有
其他一些积极的作用,其分支会的成员从事赈济工作,如建立学校和孤儿院,推
进弘法事业。
每个分支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总会的成员,在此基础上这样总会的人数可达
四百六十二万人。他们分三类:僧尼,居士,以及团体会员(包括佛学院,寺院和
居士团体)。会费不等,个人会员每人每年只有几美元,团体会员则从收入中提
取一定的百分比。
所有这一切看来都中规中矩,至少从字面上看“中国佛教会”能给人这人这种印
象。但字面与实际往往存在着差距。各分会的任务是贯彻执行总办事处的指令
,但事实上它们往往对之不予理睬。支会应扣除会员十分之四的收入上交给
分会,分会也应将这十分之四款项的一半上交总会。但实际上,极少有分会、支
会按规定上交钱款。因此,协会“总是遇到财政困难,只得向各省的分会催讨钱
款”。按照总会的规定,在家人只有皈依三宝才有资格成为会员,而事实上有
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成员投有这样做。按照规定,凡是违反戒律、渎神、吸毒者
一律开除会籍,而事实上很少有人被驱除。按照规定,全国所有的僧尼都应加入
佛教会,事实上许多人并未加入。当然,如果他们不入会,佛教会也不会帮助和
保护他们。相当多的人放弃了这一权利,这说明佛教会所提供的帮助和保护,也
许井不像它预期的那样有效。
因此,即使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佛教会”也没有成为一个组织严密、
成效卓著的组织,以便在影响中国的命运方面扮演哪怕是一个很微弱的角色。
它无法与日本的“刨价学会”相提并论,甚至不能和美国的“全国基督教协会”
(Nrtioal Council ofChurches)相比。当时世局混乱,佛教徒缺乏经验,甚至也缺乏
建立有效组织的动力,这使像太虚一样的人物感到失望。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
只能如此。问题是,到底有多少真正有效的佛教会达到了真正的佛教目标(抛开
保护庙产的目的不说)。由于在中国的佛教以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才得以保存,
或许只有通过地方层次的较小的团体运作,才能得以稍稍避免官僚主义机制的
影响,而更多地从事实质性的工作。出家的条件
中国佛教的复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