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1-7-8 17:3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职业道德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的是读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归趋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拚挤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明代大儒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得很直率:“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
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清初学者孙奇逢说得更加明了:“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虽然古代家教把读书做人视为第一要务,但同样也把子弟在应举进仕方面的成功视为一件光宗耀祖的盛事,只是子弟无论获得何等重权显位,家教依然没有放弃和放松对他们的监管和权威。宋代进士袁采在《袁氏家范》提出:“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唐代崔元炜的母亲说:如果听说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在外面过得裘马轻肥、生活奢侈,就是“坏消息”;她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这说明为官清廉与否,不仅事关社会的祸福,也波及家庭的荣辱,这是从“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中产生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已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