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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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 刘宗贤    2004-12-9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定位，是近代就提出的问题。对此，当代新儒学从理论上做出了回应，而东亚各国向着现代化摸索前进的历史则从实践上给予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探索自己的适合国际新环境又适合国情的新路子的过程中，创造了成长和发展的奇迹，“东亚模式”便作为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的课题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所包含的不仅是社会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方关系与东西文化关系的问题。     东亚模式的提法起于西方，而最早西方人士在关注“东亚模式”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东亚的发展对于西方所产生的冲击力。例如1981年由霍夫亨兹（Hofheinz）和柯德尔（Cald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合著的《东亚之锋》在开篇的第一章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来自东亚的挑战。他们不仅看到东亚国家的高速现代化已经在商战中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构成了威胁，而且把这一事件提高到改变近代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的高度。书中说：“欧洲与美国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曾经红红火火过的近百年的短时期已经结束了，它们已不能在这个世界处于主导位置了。……这里的含义与地震对于陆地的形状的含义一样明白：地震改变了世界地图……”当然，他们也注意到了东亚现代化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们潜在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他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     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并没有局限于单纯西方的立场和眼界，而是从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大视角，从促进整个人类发展进步的眼光来看待亚洲的崛起。曾以著作《大趋势》系列丛书在全球不断引起轰动的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就曾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这个世界正朝东方化的方向发展”，“亚洲正以其特有的‘亚洲模式’运行，使经济步入一个鼎盛时期”。“当代亚洲将重塑现代人类灵魂，在唤醒个性意识、树立坚定信念和倡导苦干与献身精神方面，他们将以先驱者的姿态出现”。     约翰·奈斯比特就此主张，在现代化的观点上西方应承认并正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的观点启示我们，东亚作为非西方式现代化的典型，其所提供的经验直接关乎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即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因问题。     从价值观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看，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韩国教授金日坤在他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著作中曾举一部反映二战时期题材的电影，名为《第十七号俘虏收容所》，讲的是一个被德军俘虏的美军，在俘虏收容所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赚钱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即便在俘虏收容所里，西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原理———私有、营利、自由，也依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为人们所承认”。而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欧资本主义秩序与东方自古以来就保持的集团主义社会秩序是截然不同的。     当今，从国际上争论不休的民主、人权问题，也可以看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以往在国际论坛上，总是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占主导地位。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亚洲国家地位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他们对西方的人权观念越来越不买账。1992年5月亚洲国家在曼谷开会时为人权所下的定义，更强调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个人自由。韩国汉城松岗大学教授尚任瑞博士（Dr.Sang-WroRhee）说：“和谐是我们现代化追求的目标。”     东亚经济腾飞以后，人们在探究东亚奇迹的奥秘时，提出了“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更突出了东亚国家特有的文化背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及这种背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1982年，在美国人弗兰克·吉布尼出版的名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一书中，第一章《21世纪的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小标题是以《儒家的资本主义》命名的。文中把儒家学说概括为“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对孔子的信仰是与对社会的信仰分不开的”,“衡量事物的尺度是相互关系，而不是个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在日本的企业中，因而提出：“应该从总体上来考察我们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的日本企业社会，……它调整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调整了随之出现的民主主义），使之适应各种压力、需求和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的挑战。” “儒教资本主义”是欧美学者在儒教的基础上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事实上，它也意味着西方正不得不改变着以往对东方文化、东方社会的偏见。至今，“儒教伦理”或“儒教资本主义”已经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是东亚奇迹用事实说明了，现代化不仅有西方的一种途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价值观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同样表现出非凡的潜力。    但是这种潜力是否具有并如何具有普遍的性能？换句话说，东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是后发于西方社会的，这种时间和过程上的滞后是否是使得他们在价值观上与西方表现不同的主要原因？另外，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原生型的、渐进式的，其动力来自内部，是一个内在的经济社会的自发过程；而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是后发型或诱发型的，是在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其发展动力根源于社会外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据此，有的西方学者从文化的共时性，即时代特性出发，认为所有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都具有现代价值倾向，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在这些观念上的差异往往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历时不同所造成的，这些差异也会随着东亚现代化过程的进展而减弱或不存在。    面对这一切，在东西文化中重新审视东亚模式及其发展趋势是十分必要的。而笔者认为，第一，一切伟大的传统都具有类似的潜力，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一种传统，其中也存在着适应社会发展的普遍化潜力；第二，儒学的潜力是在历史发展中以适应———不适应———再适应为规律进行的，东方文化、东方儒学正是在这种历时性发展中表现出活力的；第三，东西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之间存在着共时性的价值取向，因此，即使我们否定了“现代化即西化”的观点，也不等于否定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包含着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共享的文明。但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又是会长久保持的，这种差异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其不同性会减弱，趋同性会增加，而多元化的局面是不会改变的。鉴于此，我们在“当代东方儒学”课题研究中，是注重文化的历时性，注重内在于每一个特殊社会形态中的，儒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普遍化的潜力。诚然，在不同国别，东亚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尝试从多元性与共同性结合的角度，来说明东西文化背景下东亚国家的文化选择及文化开放与传统的关系，且认为，这是东亚模式中一条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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