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校100年：作中流之砥柱，挺民族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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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校100年 作中流之砥柱 挺民族之脊梁


2011-04-22 20:26   来源：光明日报   
   



　　134位清华大学的院士校友,在母校百年华诞之际写出了138份寄语祝福母校。百年辉煌让每一个清华学子备感自豪。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院士感慨万千：“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中国的进步很明显,国力强盛,科技发展,现在我们跟美国抢人才已经能平起平坐了,许多三四十岁的年轻学者,把他们的前途放在中国,无论对国家还是他们个人都非常有利。”



　　1911年4月29日,在中国人的期待与想象中,或许难以企及她日后的万千气象、波澜壮阔。



　　这一天,在北京西北部清幽静谧的皇家园林“清华园”中,松青柳绿,紫荆绽放,一座青砖红瓦、坡顶陡起的德式古典建筑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此时,列强恣行,中华蒙羞,正是民族危亡的时刻。由“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就这样开始了她的第一课。



　　她同时打开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00年,此后整整100年,这里,始终与国运、与民族彼此交织、紧密相连。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继而国立清华大学,这里是推动民族中兴不可忽视的力量,构筑起中国现代化的中流砥柱;这里走出了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叶企孙、华罗庚、梁思成、闻一多、朱自清、吴晗、曹禺、钱伟长、钱学森、费孝通、季羡林……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不胜枚举。这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各领域的开创者、奠基人,更为建设新中国培育了胡锦涛等一大批栋梁之才。



　　美国人曾以“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叹服于这座年轻却缔造了传奇的学府。今天,这个在灾难中诞生,却因灾难而自强不息的殿堂,走过了风雨百年。她,依然清新俊逸,光彩夺目;她,依然追求卓越、引领风潮……



　　她是民族的脊梁,永远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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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国耻中走来,清华人的血脉中流动着的“雪耻图强”信念与生俱来,救国、爱国,成为水木清华永远的主题。



　　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告别千年帝制,迎来民主共和,清华园经历短暂的静寂蓄势而发——1912年更名“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大学部,设立国学院,1928年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清华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实现与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并由此踏上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神圣旅途。



　　1914年,清华园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演讲。在这次日后被无数次提及的演讲中,革命先哲、国学导师梁启超寄语清华学子:“作中流之砥柱”。也正是这次演讲,诞生了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00年,一代代清华学子以行动挥洒爱国情怀、报国之志,在国家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节点,清华园里独特的爱国因子在他们沸腾的热血中不断释放。



　　1919年5月4日,清华大学高等科饭厅门前出现了一则布告,“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则布告出自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之手,这一天,北京城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如火如荼。爱国激情点燃了以往在封闭管理中埋头苦学的清华学子的心,清华园群情激愤,清华学子随之庄严宣誓:“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



　　国难,让“觉醒”了的清华学子一次次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1935年12月9日,时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蒋南翔奋笔疾书,“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课桌了!”清华园发出了“一二·九”运动的第一声呐喊。



　　1977年,中华大地浴火重生,经历苦难岁月的磨砺,77级,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子走进清华园。变革面前,他们迷茫:中国应以怎样的姿态追赶世界?我们又将如何参与?答案在1979年化工系77级2班的一次班会上渐渐清晰:一番激烈的思想碰撞后,一个叫王文一的同学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此,这朴实的口号化作时代使命,被一代代清华学子赋予鲜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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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9年,共和国欢庆50岁生日,23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他们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中国人赢得了宝贵的民族尊严、大国底气。



　　王淦昌、赵九章、彭恒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在这个中国科学家群体无可争议的塔尖上,有14人拥有相同的求学背景——清华大学。



　　一份名单,映射一个“科学报国”的时代。清华,则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



　　多年以后,耄耋之年的王淦昌忆起他的老师,清华物理系的开创者叶企孙。那是一次令王淦昌泪如雨下的谈话,他说,“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也正是在叶企孙等人的谋划下,当年从清华物理系走出的学生,日后分布在火箭、气象、弹道、光学、地质等国家需要的各个领域,这些共和国的科学脊梁,铺就了中国科学发展规划蓝图中的底色、基石。



　　100年,清华人科学报国的理想在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闪光。葛洲坝、小浪底、二滩、三峡,哪里有水利枢纽工程,哪里就有清华人的身影;远程运载火箭、探空火箭、载人航天工程,清华人秉持“爱国奉献”的传统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神威”系列超级计算机、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下一代互联网核心技术,清华人引领科技不断超越历史;而从一汽、二汽到鞍钢、宝钢,从打石油翻身仗到建造先进的原子能电站,清华园孕育的一代代红色工程师将聪明智慧、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祖国,支撑起雄伟的共和国大厦。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清华人就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无论撒在天南地北,都能生根,都会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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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华大学的历史上,还有四个人的四年被久久怀恋,那是清华国学院。



　　存在仅四年,录取74人,却培养出50多位举世公认的知名学者,这是中国学术史和近代教育史上的又一奇迹。



　　从回味这个奇迹开始,百年清华留给世界的,远远超过奇迹本身。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清华园里著名的四大导师。而当年,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得以进入清华留下了一段佳话。



　　当时的校长曹云祥问举荐人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回答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问有什么著作,梁说没有什么大作。随后梁说,虽没有专著,但他写的寥寥数百字比我的全部著作还有价值。于是,曹云祥登门礼聘。



　　“重学问而不重学历”,一代学术大家得以施展才华。而清华所展现的,不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度,还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主张和追求。



　　清华主张因材施教。英语极差、文科(国文、历史)极优的吴晗被破格录取,数理化三门相加不到百分的钱伟长获准转入物理系,这在清华都不足为奇。“一代师表”叶企孙说,学习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关键在于是不是具有创造性。他从不主张学生多做习题,他的考试不喜欢用统一试卷。当看到有学生不听他讲课,低头看书,却能在提问环节对答如流时,他说:“既然都能看懂教材,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这个学生就是李政道。19岁时,他被叶企孙破格推荐赴美,11年后,他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清华主张通识教育、全人格教育。在淘汰率很高的物理系,朱光亚仍然选了朱自清先生的课,从未缺课;战火纷飞的西南联大时期,邓稼先、杨振宁在跑警报的洞子里切磋诗词歌赋;甚至,体育一直被列为清华学子的必修课,不及格不得毕业……自由的学术空气,为学与为人教化的相得益彰,历经百年,今天的清华依然在时代变迁中保持传统不灭。



　　走进新中国,清华大学经历了从“文、法、理、工、农并举”到单一的工科学校,进而重构文理、迈向世界一流的调整、恢复,尽管路途漫长、曲折,但是代代清华人砥砺前行、奋斗不息,水木清华的百年积淀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人文日新”,清华大学依然求新;“行胜于言”,清华大学永远实干。



　　新时代,清华大学创造出更加鲜活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经验、传统。学习好、政治觉悟高的青年学生,在清华有了另一个身份——政治辅导员,“一个肩膀挑政治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形象地称之为“双肩挑”。还有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教育理念,“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响亮口号……这些朴实的话语深深扎根于今天的清华园,融入每一个清华人的血液,支撑他们成为屹立于时代的兴业之才、治国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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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华园永远涌动着一股向上的力量。




　　曾经,每一个生机盎然的早晨,清华学子都会在清脆的起床钟声中开始新的一天;每一个欢快充实的傍晚,“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提醒都会将操场搅动得热血沸腾。



　　清华,淳朴严谨的学风绵延不绝。老清华,睡懒觉者要被罚,课余时间学生们都在图书馆“开矿”;新清华,匆匆的脚步是赶着去教室占座,甚至,“要是想在图书馆抢到个看书的座位,天不亮就得去”。周末晚上10点多,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让人不免惊讶:怎么这么多人?是散电影了吗?清华人答：不是散电影,是散自习。



　　“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这八个字镌刻在清华大学使用率最高的一座教学楼外墙,走过百年,打在每个清华人心里的烙印似一种无声的力量时时提醒他们,那是清华的精神。



　　对清华历史多有探究的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曾经说,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他认为,这其中最感人的两段,一是抗战中,烽烟炮火中弦歌不辍,当时三校(清华、北大、南开)合办的西南联大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文革”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奋起直追,不仅迅速抚平了十年动乱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



　　对于清华校训中的另一句“厚德载物”,他说,清华人具有如大地般博大、宽厚的胸怀。



　　清华主楼的台阶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条,这是1977级1017名同学给母校留下的纪念,“默默奉献,做祖国建设的铺路石”,石阶承载着他们青春的誓言。20年后重回母校,他们发出庄严的“世纪宣言”:“我们高举起‘从我做起’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实现着‘从现在做起’的诺言……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决定了我们奋斗不懈而又甘作铺垫……这是我们对母校朴素的情感,是我们对人生坦白的襟怀。与大地母亲在一起,用厚重的德行把永恒的万物承载。”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爱国奉献,追求卓越”,清华精神在代代学子中承继、践行。张光斗,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一代宗师,以年届九旬之躯爬上三峡工程40多米高的脚手架,为的是获得导流底孔施工质量的第一手材料;施一公,前途无量的结构生物学家,放弃海外“大好前程”,毅然回到清华,只为“培养一批人才,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一些贡献”。他说,“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



　　还有回荡在清华园里的铮铮誓言——“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将自己的事业征途与国家的建设需要紧紧相连。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永远是清华学子人生选择的座右铭。



　　清华是什么?对于清华学子,只有一种情感——“爱”。



　　季羡林说“回忆清华园就像回忆母亲”;王淦昌说她是“清华天堂”;史学家何炳棣说“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清华园”;施一公说,“回到清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当你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劲。”更多的清华人说,“清华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改变。”



　　本报记者 丰 捷



出处：http://www.cnr.cn/gundong/201104/t20110422_507923738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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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师生热议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表示要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新华网北京4月24日电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24日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高校师生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收看大会盛况，聆听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纷纷表示，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振奋，一定要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清华百年校庆不仅是清华人的节日，也是所有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节日。”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瞿振元说，“清华百年来积累的爱国进步传统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传统等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他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我听后深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精心培育人才，认真搞好科学研究，瞄准世界农业科技的前沿方向，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努力，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出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家在云南边陲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番自刚对胡锦涛总书记讲到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深有体会。他说：“在西部、在基层，大学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那里也急需高素质的人才。我们大学生应该转变观念，到基层一线砥砺品质、发光发热。尤其是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一定要有回报社会、建设家乡的理想和追求。”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景维民教授说：“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是育人，但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摆在高校工作者面前的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这三个结合不仅为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价值目标，也为做好高校的育人工作提供了工作方法。我们要运用好这三个结合，既作为抓手，也作为准绳，努力培养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的有用之才。”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车臣凤今夏即将毕业，她说：“胡锦涛总书记勉励清华大学毕业生‘有志者事竟成’，这是党和国家对时代青年的期许。在大学四年学习到各种理论知识和技能后，现在正是我们走向社会大课堂，向实践学习、锤炼本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基层工作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在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为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海南大学团委书记王丽娜说：“清华大学教师代表、化学系教授李艳梅在大会发言中谈到‘每天用微笑面对学生，让学生用微笑面对人生’让我很感动。教育学生用微笑去面对人生，某种程度上是教师教育理念的升华。在今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希望的那样，用自己的爱心去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帮助他们坚强、乐观地面对人生。”



　　收看完庆祝大会直播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甄一凡说：“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清华学生和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了新的希望，强调在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学生要保持个性，彰显本色。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也为我们的成长与成才指明了方向。”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学生刘文静表示，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深切感受到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学习上要求进步，思想上更要有进步，用清醒理智的头脑去看待事情，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塑造自己的人格，把国家时刻装在心里，立为国奉献之志，立为民服务之志，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范先佐教授说，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清华大学办校百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总结，并对我国未来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都要肩负起发展教育、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采写记者李江涛、张建新、马扬、傅勇涛、许祖华、廖君、俞菀、熊润频）




出处：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468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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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季羡林至今笔耕不缀。他在90岁高龄写下《知足知不足》一文，道出了自己几十年来风雨历练的人生心得：“中外几千年的思想史和科学史，也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季羡林是国内外知名学者，精通六七种外语，博古通今；他的研究高屋建瓴，新意迭出，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历史、文艺理论、佛学等；他主张大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并积极推动各项文化事业的进行。


　　告慰祖国告慰母亲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是整个家族后继的唯一男孩，6岁时就离开父母，投奔济南的叔父求学。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他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他在学术上奋勇向前的劲头和远大的目标，是在人生的种种经历和际遇中逐渐树立起来的。
　　在清华，他结识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等名师，还旁听了很多外系的课程。名师的言传身教、众多志同道合年轻人的交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风气，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但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1934年毕业后，他回到省立济南高中做了一名国文教员。1935年，他幸运地被录取为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秋季赴哥廷根大学学习。
　　在哥廷根大学，自由的学习氛围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极大地激发了季羡林的学习热情，他最终将自己的学习目标锁定在很少有人研究的梵文。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他先后师从瓦尔德施米特和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还学习了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1941年，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此，季羡林曾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季羡林无法回国，便在汉学研究所任讲师。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饥肠辘辘”的境况下，他并没有因自己成功的博士论文止步，而是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并用德文写出了几篇有创见的论文，由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地位。




　　励精图志报效国家
　　1945年秋，季羡林辗转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被聘为北大教授，兼任新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他曾请辞剑桥大学的聘任，决心在国内大干一场。但当时国内有关梵文研究的典籍寥寥，系里教员和学生也都很少，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之政局混乱、经济拮据，妻儿远在济南老家，内心感到很是痛楚和无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在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40余篇涉及各种题材的文章。
　　1949年解放后，由于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东语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北大最小的系变成了最大的系。季羡林成了大忙人，不仅主持系内工作，还任过校工会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东方研究会会长等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仅不感到劳累，反而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1956年，季羡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文革”中，季羡林受到了批斗和不公正的待遇，他被安排在传达室工作。即便如此，他用5年时间“偷偷”地翻译了长达8万行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这部译著成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改革开放后，季羡林获得了新生，重新任东语系主任，还任副校长等职，社会兼职也很多。但他知道自己实际上并不擅长交际和当领导，学术依然是自己的人生重点。他每天坚持凌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或是翻译，8点去上班，晚上加班加点读书、写作，甚至把开会、吃饭、接待等“边角废料”时间也利用起来从事研究。年逾古稀，满头银发的他仍终日精神矍铄，骑自行车来往于图书馆和家之间，速度之快令人担心。
　　至2003年，季羡林的全部著作有约1200万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80多岁高龄完成了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他是一位“杂家”，其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等流传甚广。他更为推动中国学术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创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建设“中国书院”、主编《传世藏书》等。
　　季羡林与20世纪同行，一路坎坷奋进，至今仍壮心不已、孜孜以求，他始终认为只有知不足才能够不停下前进的脚步。（作者：周襄楠）



　　转自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http://x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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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院系：在曲折中前行的教育心理学系


　　教育心理学系于1926年秋设立。1928年，学校领导认为教育学属于师范院校教育范围，与清华文理科大学的性质不符，故改为心理学系。1932年秋设立心理研究所，并曾招收研究生。心理学系在曲折发展中曾培养出不少科学家、名人。


　　创办之初
　　教育心理学系是清华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初建时全系仅教授3人，助教1人，学生10人。培养目标一是造就专门研究教育与心理之人才，二是养成教育行政人员及中等学校师资。所设置的专修课程以教育学为主：第一年设教育概论、生物学和其他普通学科，第二年设普通心理学、教育统计学、中等教育、社会学、哲学入门，第三年设教育心理学、智力与学力测验、教育行政、教育史。选修课有比较教育学、儿童心理、青年心理、教育社会学、职业教育等。第四年专修课为教学法（参观与实习在内）、教育哲学，选修教育心理学（二）、教育统计学（二）、测验编制、学务调查、专题研究。
　　首任系主任为朱君毅教授。他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生，1916年夏公费赴美留学，获霍普金斯大学教育系学士学位，继而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来清华任教。在教育思想上，朱君毅受美国教育家杜威影响很深，强调智力测验，根据学生智力不同，因材施教。他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教育学生首先要爱护学生，对学生循循善诱。他开设了《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验与统计》等课程，着重讲授教材上没有的知识或自己的治学心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发展心理学
　　1928年秋，教育心理学系改为心理学系，隶属理学院，其时只有教授和助教各1人。自1931年起，常有教授3人、助教2～4人，心理学系的师资、课程和教学设备等才基本趋于稳定。首任系主任唐钺191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心理学，192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重视对心理学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强调正确对待心理学中的批判继承问题，反对以哲学简单代替心理学的做法，主张心理学应以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心理形成的规律为起点，去发现、认识和研究心理活动的法则。在这一时期，还有孙国华、周先庚、敦福堂、陈立等一批著名心理学教授在清华任教。
　　心理学系规定的本系必修课程有心理学概论、初级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共占42学分。这一时期的教学偏重于纯粹心理学范畴，应用心理学的内容极少。科学研究虽然比较活跃，但所研究的问题大都也是纯理论的。课程设置的第二个特点是外系课程比本系多，本系必修和选修学分加起来，还不到全部学分的一半。另一特点是选修课程多，除规定必修文法学院和理学院课程外，允许自由选择本系和外系修习的课程，选修课占52学分。
　　这些特点与当时的办学思想密切相关，即：认为心理学是“介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种学问”，“想专门研究心理现象的人，不但对于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诸种科学应该先有相当的预备，对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亦必须有相当的认识”，故规定必修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各若干学分，以给学生打下广博的基础，“避免专门太早的毛病”。其次，当时认为“心理学的范围很大，将来个人研究的预备不但因题而异，而且因人而异。譬如一个人想专研究视觉，他应当多学习理学院的功课，如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后期又开设了教育心理学、法律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几门课，其中工业心理学着重于“人事关系”、“雇员选拔”等，以研究“劳资间心理”问题。
　　四年级和研究生阶段还有新意思讨论会和心理问题等必选课程。前者是在本系指导下选定题目进行研究，并写出报告定期举行讨论。这种教学形式使学生有机会发表个人学术见解并开展讨论，颇能激发学术研究的风气。后者是由教授指导做专题研究，并写出论文。




　　几番风雨终辉煌
　　西南联大时期，心理学系并入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改为心理学组，兼受清华理学院领导。1946年复员后清华仍设有心理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1979年10月，清华建教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下设应用心理学研究室，清华又有了专门的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咨询单位，在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教育过程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心理学系几经风雨，其间培养了一批著名科学家。如现代试管婴儿之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民觉（1933级），当年因生物成绩优异而被破格录取；我国家畜人工授精技术的开拓者和传播者郑丕留，1931年考入清华心理学系学习，1934年完成动物心理毕业论文后曾留学美国。他深受巴甫洛夫学说的影响，研究大白鼠选择光暗刺激逃出水迷宫、建立记忆和学习条件反射的机制，也为我国畜牧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曹日昌（1935级）是我国最早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心理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为我国心理学科的兴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许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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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院系：大师云集硕果累累的哲学系


　1926年成立的哲学系始终注重对哲学问题的探讨。1928年起到清华任教的冯友兰在谈到为什么学哲学时说：学哲学可以养成清楚的思想；学哲学可以养成怀疑的精神；学哲学可以养成容忍的态度；学哲学可以养成广大的眼界。




　　“东方的剑桥派”　　
　　清华学校时期，高等科西学部专设有西方文化课程，内容包括19世纪以来的西洋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近代文化鸟瞰”。哲学系于1926年创建，1932年逐渐定型，课程日渐完备。哲学系是小系，学生很少，但聚集了多位学术大师，如1936年任教的教授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张申府、张荫麟、沈有鼎，讲师有贺麟、洪谦，助教有张岱年、王森等。首任系主任金岳霖，1914年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冯友兰评价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又是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进现代逻辑的人”。
　　在哲学思想上，哲学系教师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希望成为“一个东方的剑桥派”。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这两种哲学派别在清华形成了一个分支，着重于哲学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哲学界有一定影响。金岳霖认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所谓‘说出一个道理来’者，就是以论理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清华哲学系的一个特色是强调概念的分析，尤重平面的逻辑结构的剖析，而不同于其他学校哲学系之侧重于纵向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　




　　注重逻辑，文理交汇　　
　　鉴于中国传统哲学多重结论而轻论证，以及逻辑在哲学中之重要，清华哲学系多设有逻辑方面课程，“在外间有逻辑派之称”，形成了注重逻辑的鲜明特色。
　　哲学系的必修课程中，逻辑、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为初级课程，安排在一、二年级，使学生了解哲学内容的大概及中外古代和近代哲学的各大体系；三年级学生学习伦理学、美学、知识论、形上学等中级课程；四年级则安排哲学专题或专家研究等高级课程，涉猎某个哲学家或专题。此外，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普通心理学、外语等均在必修课范围内。
　　哲学系教师认为“哲学与各种科学，皆有密切关系”，人类的自然科学来源于哲学，积极鼓励学生选修他系课程。“如学生兴趣在伦理学等者，可选习社会科学等系之课程。如学生兴趣在形上学等者，可选习自然科学等系之课程。如学生兴趣在论理学知识论等者，可选习算学、心理学等系之课程。”
　　张遂五曾这样评价：“清华哲学系有一种倾向，就是要通过自然科学的途径达到哲学。”他回忆道：“有时约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讲课，周先生结合主题给我们讲一些物理学上的新成果，并从哲学上给以评论，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讲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冯友兰先生主持会，周先生、金先生都发了言，同维纳教授展开了讨论。使人感到，要讲哲学，离开科学寸步难行”。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汇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哲学系培养了很多著名学者，如王宪钧、周辅成、孙道升、任华、李长植（李长之）、张遂五、吴恩裕、佟贵廷、梁德舆、任继愈、王逊、沈有鼎、王浩、冯契、殷福生（海光）、赵俪生等。1929年～1933年就读于哲学系的乔冠华，着重研究黑格尔哲学，专业与外文俱佳，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　　




　　多难兴学，硕果累累　　
　　西南联大时期，文学院下设哲学心理学系，系主任为汤用彤。清华教师们开始形成并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编著了一些系统的著作，为中国哲学界增添了浓墨重彩。金岳霖出版了《论道》一书，并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知识论》，与战前所著《逻辑》一书，构成了他的新实在论的体系。冯友兰也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等一整套著作，总名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构成了他“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丰硕的成果出自多年勤奋，民族危亡国家多难则更激发研究热忱。冯友兰曾追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先生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引导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政治学习，清华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委员会。1952年院校调整，清华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校新建政治课教研室，下设4个教研组，其中1956年成立的哲学教研组由校长蒋南翔亲自兼任主任。1978年，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1993年设立哲学与社会学系。2000年5月复建哲学系，力求在继承清华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作者：王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