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从自己开始的医学救赎 （转）

至善佛缘

医事16：聪明病人是沟通高手

聪明病人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五年前在美国，我在一个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的课题小组里工作时，一个印度同事送我一盘有声读物的CD《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位同事是个科学狂人，准确地说，是个DNA狂人。他的试验台和办公桌上贴满了结核杆菌的基因谱。他胸怀科研上的伟大抱负，那就是在《科学》或者《自然》这样的最高刊物上发表署着自己名字的生物论文。这样的抱负，他不止一次地在喝咖啡时跟我说起。他看不上自己那些纷纷投奔硅谷的做软件的印度同胞，觉得他们被绿花花的美钞和金融泡沫给诱惑了。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在寻找使自己变得更快成功的技巧，自然，史蒂芬·柯维(Stephen R. Covey)的这本书闯入了他的世界。
   
那张有声读物光盘一直被塞在我四处迁徙的行李箱中，却从未被放进CD机里。真正体会这本书的某些亮点，却是在五年后的一次公司培训。一位已在公司十几年的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公司，90%的精力用来进行有效地沟通。”这一“公司真理”，对于我这样擅长埋头与论文与DNA对话的人来说，无疑在一刹那间否定了我大部分的潜能。我只能听称为“人类潜能的导师”的史蒂芬柯维给支的绝招，带我进入崭新天地。
   
在讲到七个习惯中的第五个习惯——知彼解己(同理心交流原则)时，我想到了上司的90%那句话，似乎开始明白了点公司生存的真谛，但我很快开了小差，想得更多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沟通。
   
一个病人去看心内科门诊，拿着几大本心电图给医生。病人说：“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博，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的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
   
医生问：“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说：“没有。”
   
医生说：“那不用治，你这是良性早博。”
   
病人说：“但我很担心。”
   
医生有些不耐烦地说：“没事，良性早博一般不需要吃药。”
   
病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医生觉得病人大惊小怪。医生肚子里一堆关于“良性早博不能滥用药”的知识也只简化为两句话：“你这是良性早博”，“良性早博一般不需要吃药”。
   
这两个人显然都在自说自话，结果两个人都很懊恼。
   
如果换成两个知道点沟通技巧的人，情景会变成：
   
病人说：“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博，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的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
   
医生问：“我能理解你的苦恼。你这种情况不少见，你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说：“没有。有没有其他心脏病和早博有什么关系？”
   
医生说：“是这样的，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早博一般没什么事，又叫良性早博。良性早博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需用抗心律失常的药。有时候，过度治疗反而会产生医源性症状，让你焦虑。用药越积极，精神压力更重，症状反而越明显。”
   
病人说：“但我还是很担心。不吃药能自己消了？”
   
医生说：“你知不知道？美国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导致的意外死亡大大超过其民航空难与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从今天开始，不妨把你关心早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有意思的事上。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每年来复查一次。”
   
病人的疑虑被打消了，医生也让病人理解了不用药的意义。可惜的是，这一幕多是理想境界，医生在拥挤的门诊哪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给一个没什么事的病人解释这么多，我们的病人又哪有这么积极的态度努力去强势地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在西单的一家医院走廊里看到这么一条标语：“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患者。”心想总算有家医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同理心对医生有多重要。但去他们的门诊和病房看看，不谙沟通技巧的场景时有发生，当场吵起来的也不在少数。
   
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里，似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沟通的难题和困境。这是因为我们都缺少有效沟通的常识——首先去了解对方，然后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真正做到“知彼解己”。医生和病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沟通对自己有多重要，他们大多可能也象刚进公司的我一样，没听说过史蒂芬·柯维的“知彼解己”，那些沟通的障碍和难题如山堆积，年复一年。
   
在这点上，心理专家似乎做得要远比临床医生出色。我曾经开玩笑问过一个做心理咨询多年的朋友，你说为什么电影里、小说里的心理医生往往最后自己也疯了？
   
我的上司，这位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不忘先针砭一下时弊，“中国目前80%的心理咨询师，都不能算师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医生。”他随后转入正题，说：“真正的心理医生在咨询时，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要先理解病人的苦恼，然后才能让病人理解你给支的招。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很重要。但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职业要求，容易使他经常进入精神病患者的语境。所以，一个心理医生，也不能玩命看病人，一个星期看十个就不错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一些工具来纠正自己，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就象你说的，自己也疯了。”
   
知彼解己，并非只是大公司生存法则。史蒂芬·柯维的七个习惯，曾在美国掀起一股全民培训高潮，其中也不凡医生和护士。它是一种沟通技巧，一种新角度，希望获得最后的有效沟通，而不是大家白忙乎一场，完了还带着怨愤和疑虑分手。你一定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一篇网络小短文——《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但一个病人是怎么先学会成为沟通高手的呢？医生是一群希望有控制权的人，他们喜欢那些听话、少提问题、按部就班、服从安排的病人，但这样的病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医生其实从病人那里得不到任何治疗的反馈，最后，治病更多地变成了医生自说自话、一意孤行的独角戏。病人自轻自贱，认为自己本来在医院里就应该是“弱者”。
   
聪明病人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这样的病人，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用自己的敏感参与及时地消除内心的疑虑，及时地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避免医生万一可能会犯的错误。他时刻采取主动，从医生那里争取到最好的服务，发展好和医生的关系。要记住，好的医疗服务，是病人和患者的协作关系。
   
聪明病人在看病前要准备什么去见医生？他需要详细、有条理地列出眼下和过去的病史、资料。告诉医生掌握的所有资料，即使有的可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些资料包括：
   
n 你的症状：什么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频率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n 你的健康史。准备一本个人健康笔记，上面列着你既往的健康问题。
   
n 个人信息：你是否感觉到有压力，你的生活发生了那些变化。
   
n 现在正在服用的药，把药瓶带给医生看，或列张单子，包括什么时候服，服用的频率，剂量。
   
n 服药后有没有副作用出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症状，是否对药物过敏。
   
n 有没有服用其他补药。
   
n 做过那些检查，检查单和报告单，在其他医院看过的病史记录。
   
聪明病人时刻不忘问问题，随时告诉医生哪里没明白。明白的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不问，医生以为你全部理解了。要知道，病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承担着必须了解的责任，这种疾病具体来说是什么机理，有什么危害。但要记住，如果你质疑医生所有的话，会激起他对抗和防卫的心理。你问问题，不是为了挑刺，也不是为了显示懂得比医生更多，只是希望对自己的病了解更多。面对医生，聪明病人如何问问题？
  
  l 如果不止一个问题，以最重要的问题开头。提问时注意技巧，首先要说明，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这对于奠定你和医生的良性关系很重要。
   
l 畏惧、尴尬、怨恨……这些情绪会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筑起屏障。不要害怕张口问，但也要注意有礼貌地问。礼貌地告诉医生你需要点时间，问点问题。如果害怕某种检查，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检查感觉害羞，你要开口说出来。如在检查过程中感觉不舒服，要及时让医生知道。如果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发出了让你不安的感叹词或者说了让你多疑的话，不要自己猜想，开口说出来，让医生解释清楚。
   
l 如果你对诊断或者治疗计划有疑问，告诉医生。如果你不愿意进行某种治疗，需要询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可能，再去问问其他的医生。
   
l 如果事后发现忘了问或没有理解的问题，写下来，下次复诊一定要问清楚。

至善佛缘

医事17：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是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进医院看病，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
   
一位上海的教授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外地病人好不容易来到上海想看这位教授的门诊，但是无奈号早就挂没了，医院门口甚至炒到几百元的黑市号也被抢得精光。但是，这个病人并没有失望地掉头回家。他决定给自己争取机会。他在走廊里等了一上午，等快到下午一点，教授终于看完了病人准备关门时，他拿着自己的一叠资料，对教授说：我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上海，好不容易排上队却没有能挂上您的号，我知道您看了一上午很辛苦，但我来一趟实在不容易，不知道您是不是方便能给我加一个？教授听得动情，心想，自己不过多花几分钟，人家来一趟要折腾好几十小时，不如看了算了。结果，这个病人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努力看上了病，还聪明地约好了下一次来复诊的号。这位教授讲完后，说：聪明的病人是不服输的，他用真诚打动你，既尊重你，又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是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进医院看病，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如果说那些公司里的公关人员在当班时，是为了公司卖力。那么在医院里和医生的这场公关，其实就是为自己干。那些公关人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沟通技巧，最终目的无非是既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自己的目的也能顺利达到。病人和医生的沟通，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号召病人们首先成为一个沟通高手，实在是眼下的现实不得以逼出来的解决智慧。这眼下的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而现在的病人也习惯于被医生控制，被给予答案，被给予解决方法。
   
解决医生“注意力稀缺症”的方法可以来自于病人，你可以创造一种类似“注意力经济”的东西。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的美国人Michael H.Goldhaber，199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具体说来，注意力经济讲的是如何配置现有资源以最小成本去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获得最大的无形资本。在大家提出“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的今天，时代背景就是我们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信息量，眼球没有着落，注意力飘忽不定。而现在的医生，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他们一个上午在门诊会面对几十个病人，这几十个病人中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病史，不同的用药组合，不同的病情发展阶段。这些信息象一片海洋，稀释了你作为独特个体病人的出现。当你，几十个中的一个出现在他面前时，怎么在有限的几分钟内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唤起他稀缺的注意力？让他面对你时精神高度集中，状态良好，给你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们要用心琢磨的。不要以为我们出现在门诊室的那几分钟，是稀松平常的几分钟，真正聪明的病人，会利用好这几分钟，解决自己的问题，给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几分钟，不输于一场求职面试。
   
医生状态不定，在我们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刻，很难说是他精力最充沛、精神最集中的时刻。我们不能选择出现时间和出现时的背景，但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积极的努力，来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最后服务于自己的健康。
   
一位朋友住在妇产科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别让医生杀了你》。当别人都在读化疗恢复小常识时，这本书在查房时被医生看到，这种举动在挑战医生的权威，肯定是让医生一身鸡皮疙瘩。这样的病人，医生管他们叫做“刺头”病人。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而那些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问题有一箩筐，看了就头皮发麻。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她自己的内心愿望行事，因为她最终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健康。为什么看《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解释是，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总得了解一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从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
   
自然，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个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个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和治疗习惯而已。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等着提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的那种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让她大呼小叫，但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年资最高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最后她出院时，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起码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点头说，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这样的一个“刺头”病人，在治病的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最后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的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象老朋友似的跟她打招呼。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吗？现实并没有这么糟，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聪明病人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努力，去争取。我的“刺头”朋友的医院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怎么运用技巧打动医生，引起他的注意，聪明的病人也可能和医生最终结下友谊。但以前，我们大家却总觉得医生和病人之间，友谊是过于奢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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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18：“举毒”新闻大战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觉得真诚，让人佩服新闻从业人员的英文阅读水平以及新闻敏感。但是当一系列的报道跟风其后，把肯德基的新奥尔良鸡翅、麦当劳的薯条里的丙毒、SKII里的氢氧化钠、高露洁牙膏、碧萝春茶叶……都混在一起，搅成一锅让人迷糊的浆糊时，那些没有化学基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便开始迷失了，活着是如此艰难，生活里举目皆毒。
   
面对粗砺的环境
   
“举毒”新闻大战
   
2005年，似乎是从一种叫做“苏丹红I号”的色素开始，一场关于“健康”的舆论大战就开始了。在这个全民参与评论芙蓉姐姐、超级女生的春夏天，我们的媒体也比已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报道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一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海量的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我们的知识面。
   
当读到网上这篇描述了“中国人一天的幸福生活”的帖子，我们好像在阅读一部让人汗毛立正的恐怖小说，笼罩着近乎毁灭性的气氛，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人物，这时，我们陷入了恐慌：
   
一早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光明牛奶(变质光明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
   
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个牛肉毒粉丝，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这日子过的，安逸!
   
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掺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小菜。
   
仅仅是不煎炒烹炸，只买带露水的有机蔬菜，尽量少用调料(带红色的一律不用)……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的人，恐慌的我们渴望生存的大气候给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报道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新闻里，我们看到除了按风险程度对食品分类管理外，还要有食品安全准入制度、食品安全预警机制、食品生产加工厂巡查回访制度……这时候，放一首沙子乐队的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哎 我们那些健康向上的小理想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而我们的健康确是严肃的哎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纷繁混乱看起来它时刻都在变化着而我们的每根神经都能揭露它
   
但苏丹红仅仅是序曲而已，“举毒”的新闻大战并未结束。在好不容易理解了这个叫做“苏丹红一号”的工业化学制剂之后，又有人翻出已炒多年的“丙毒”，这种学名叫做丙烯酰胺的成分，淀粉类食品在高于120℃的烹调下容易产生，也有试验显示致癌。美国杜邦公司的特富龙(Teflon)致癌一说，也让商场里的顾客纷纷把不粘锅换成铁锅。曾经号称“拒腐蚀、永不粘的特富龙”，是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具有耐热、耐低温、自润滑、化学稳定的特点。新闻还在层出不穷，有无知无畏打假青年试图状告SKII里含有烧碱，有传高露洁牙膏含致癌物质以至刷牙也致癌，有立顿红茶涉嫌“氟化物超标”……甚至因生西红柿含有尼古丁，所以“吃生西红柿等于抽烟”，以至西红柿价格降了一半，销量大跌。
   
这些纷繁复杂的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给监管部门以舆论压力，助于制定、完善各种法规的效用。有意思的是，这些新闻很少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更多的是财经头条，或者出现在社会新闻。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觉得真诚，让人佩服新闻从业人员的英文阅读水平以及新闻敏感。但是当一系列的报道跟风其后，把肯德基的新奥尔良鸡翅、麦当劳的薯条里的丙毒、SKII里的氢氧化钠、高露洁牙膏、碧萝春茶叶……都混在一起，搅成一锅让人迷糊的浆糊时，那些没有化学基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便开始迷失了，活着是如此艰难，生活里举目皆毒。就象崔健唱的那样，“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粗糙的环境里，迫不得已，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先后两次涉嫌苏丹红和丙毒的麦当劳无奈地说：其实吃不吃油炸食品，打从有人类那天，这问题就开始存在了。但这样的解释，无法让大家轻松无忧地回复到当初的热情，那时的王力宏在麦当劳店里的喇叭里高唱“我就喜欢”。绞尽脑汁，麦当劳想出了开放厨房让顾客参观的主意。就像被传为可以刷牙刷出癌症的高露洁一样，不得不在报纸上买下整张广告，整版文字只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的牙膏没有问题。但这些公司的市场营销人才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都抵不上给新闻界上一节如何阅读研究论文的普及课。
   
举苏丹红为例：是有实验显示苏丹一号有可能致癌，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怎么致癌？很少有媒体给我们解释清楚。
   
作为一种人工色素，苏丹红共有四种，其中苏丹一号常用作染色化学制剂，用于溶剂、油、蜡、汽油增色以及鞋、地板等的增光。老鼠的研究试验发现，给4只老鼠每天喂食苏丹一号，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给，持续两年，结果老鼠出现了膀胱癌和肝癌的征兆。
   
1995年欧盟食品法规禁止在食品中出现“红色污染”，使用苏丹一号。我国也于1996年作出禁止的规定。
   
2002年研究发现苏丹一号能造成人肝脏细胞的DNA突变，显现出可能致癌的特性。2003年，法国发现经来自印度的苏丹红原料污染的一批食品，欧盟向各成员国发出了警告，明令禁止将它用于食品生产。
   
2005年1月，意大利发现从英国进口的一批“伍斯特”调味酱中发现了苏丹红一号。英国得知消息后，追根溯源，发现是一批从印度进口的红辣椒粉可能是元凶。这批货共5吨。 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就含有添加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含苏丹一号的359种产品名单，下令召回。三天后，产品增加到419种。
   
网上开始流传一长串的涉红食物名单。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超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扫红大战”在国内如火如荼，不仅从亨氏辣椒酱到肯德基烤鸡，还把辣萝卜、榨菜、方便面也一并挖出来，这其中有的是经过检测，有的是通过什么方法推断苏丹一号就不得而知了。但总而言之，生活中到处可见苏丹红一号。而可能含苏丹红一号的进口食品或原料，从刚开始的359种，迅速增加到618种。甚至有些媒体建议大家不要去买红得鲜亮的食品，或者干脆不买红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在当时，苏丹红成了一个屡试不爽的道具，被某些媒体用来吸引眼球，至于那些推断那些描述是否符合真相，已经没有人去问津。

至善佛缘

医事19：我们被媒体误导了多远？

所有这些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为什么只字不提？因为它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监管、检测、制度完善这些任务，还是留给监管部门去处理，让我们来看看在苏丹红这件事背后的几个不被关注、很少提及的问题：
   
苏丹红一号到底如何致癌？有什么样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吃多少能致癌？导致什么样的癌症？在忙于报道“涉红黑名单”的故事里，很少去提及这个问题。最初发现苏丹一号的毒性，是在给几只老鼠按每天每公斤体重30毫克的量喂食，连续喂食两年，结果老鼠出现了膀胱癌和肝癌的征兆。注意，是征兆而已。而那篇2002年发表发现苏丹一号会造成人体肝脏细胞基因突变从而可能致癌的研究，其实使用的也是人的肝脏细胞和老鼠的肝脏细胞。也就是说，其实目前，并没有任何苏丹一号让人患病的临床证据，没有足够数据证实苏丹一号对人有多大的危害，也没法确定一个人要吃多少才会患病。至于苏丹红作为“可能的致癌物质”，禁止在食品里使用，是各国食品管理部门出于严格把关的考虑。禁止使用，并不等于我们不小心吃了新奥尔良鸡翅，就会得癌症。
   
关于2002年的研究，我特地去网站查到了这篇研究的原文(刊登在Cancer Research 62, 5678-5684, October 15, 2002)。作为一篇研究文章，最后的讨论里提到，“我们的结果提示，从大鼠的情况也许可以推断人对苏丹一号的易感性。特别是苏丹一号对人的致癌性。虽然苏丹一号对大鼠可致癌，但对人的致癌作用目前还未证实。在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目录里，苏丹一号仍未被归为致癌剂。”这个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所的组织，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它把苏丹红列入第三类致癌物，即“对人体的致癌性证据不足”。 而在1999年，在欧盟对食物危险成分归类说明的会议上，把苏丹一号归为“有可能有致癌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和“有可能的致突变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在2002年这篇文章中讨论部分的最后，作者建议鉴于目前没有来自人体的数据，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平时工作接触苏丹一号的工人有什么临床表现。
   
但是，作为引起苏丹红事件的源头，也就是最根本的背景——苏丹一号的危害有多大，就这么被轻飘飘地以“致癌”两个字带过。伦敦帝国学院的毒理学专家Alan Boobis教授说，给老鼠喂两年苏丹一号的试验，其实这些老鼠在两年后，只是表现了出了可能会患癌症的迹象，其实当时的老鼠表现还算正常。虽然这个试验结果是被专家审核过并公开，但此后从未再重复过。当国际癌症研究所看到数据时，认为数据还不够充分支持把苏丹一号归为导致癌症的原因之一。
   
这位毒理学家还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给大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老鼠试验的结果推到人身上，老鼠试验中每天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喂苏丹红，连续两年。那么对一个80公斤的人，就相当于连续两年每天吃2400毫克的苏丹一号。而在此次英国召回食物中的祸源“伍斯特”调味酱中，每升含有3克的苏丹一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每天得喝800毫升的辣椒酱，连续喝两年。而很多被禁的食品中，苏丹一号的含量还不到1毫克/千克，常人再怎么吃也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因此，致癌的可能性很小。但所有这些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为什么只字不提？因为它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在“致癌、有毒”的刺激下，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就会演变成恐慌。以至卫生部最后不得不发布2005年第5号公告，告诉大家：少量摄入苏丹红不会致癌。这份公告所依据的是一份最新的《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苏丹红”染料系列亚型的致癌性、致敏性和遗传毒性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性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报告里提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Ⅰ、Ⅱ、Ⅲ和Ⅳ列为动物致癌物，但尚未证明对人体具有致癌性。就其毒性程度来说，按照目前在食品中的检出量和可能的摄入量，食品中苏丹红含量增加10万至100万倍才能诱发动物肿瘤，而对人体的致癌可能性极小。
   
当然，最后还有一句：尽管少量摄入不会致癌，但我国明确禁止苏丹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针对我国一些食品中也可能含有苏丹红的情况，卫生部门将加大对食品中苏丹一号的监测。
   
但这份公告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远远小于苏丹一号事发时的热火朝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这份公告，缺少可以引起轰动的元素。但受害的是这些媒体的受众——生活在媒体环境中的我们。在媒体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在一个又一个致癌新说前，怎么去保持适度警惕、但又不过度恐慌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高科技产品、但有着坎坷命运的特富龙。特富龙是美国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它具有独特的自润滑性(不粘)，并且相对又比较耐热(180℃-260℃)、耐低温 (-200℃)且化学性又相对稳定，被开发为不粘锅的表层涂料。除不粘锅之外，特富龙还用在衣物、家居、医疗以及一些宇航产品中。目前所知的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在高温下分解熔化成“可能的致癌物质”——全氟辛酸铵(PFOA)。全氟辛酸铵(PFOA)究竟是否致癌？其实和苏丹一号一样，是动物试验的结果。
   
但特富龙的故事还有更多的卖点。除了致癌之外，还有两点吸引读者和听众。一是关于钱的数字：美环境保护署将准备对杜邦公司开出有史以来的数亿美元的最高罚款。二是关于时间的数字：杜邦自1981年以来，三次拒绝向该机构提供有关“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的PFOA”的资料。更有善于演绎的作者，将这几点故事元素糅合在一起，直指杜邦公司的诚信危机。
   
这些畅销元素和致癌新说一起，让人们纷纷把家里的不粘锅冷落一旁，涌向商场买铁锅。但其实，这种PFOA在低于260度使用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在温度超过260度，尤其干烧、煎炸时，容易引起“特富龙”涂层分解和熔解，危害身体健康。但如果用来煮饭、烧汤，一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至善佛缘

医事20:没心没肺的媒体狂欢

一些媒体在讲述“造毒”传奇时，却很少有人给病人普及最起码的判断知识。当病人拿着报纸去向医生要答案时，当医生试图向病人解释受益大于风险时，病人将信将疑，以为医生得了什么额外的好处，所以如此顶风作案。结果，那些虽然也有风险但没有被曝光的药，是对医生对病人最妥协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
   
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忙着“制造毒性新闻”时，别国记者在做什么呢？《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在一篇关于苏丹红的文章中，询问了他们的驻外记者。结果他们发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苏丹红方面，欧洲媒体可以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其实这两年发生了好几起苏丹红事件，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但在这两年发生的几次苏丹红事件中，从未见过欧洲媒体添油加醋地使用“毒性强”一类的词汇。相反，媒体客观地告诉消费者，即使吃了苏丹红也不必恐慌，少量服用并无什么风险，并非所有的辣椒产品都有问题，同时如实报道国家发布的规定和通令。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后，总有人希望看到别的真相。比如，有一小撮人这么评价芙蓉姐姐、超级女生现象，说这其实是集体话语参与的低质狂欢。如果我们也试图去深入探寻这场一拥而上的“举毒”新闻大战，我们首先会发现，这些新闻大多不是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有的是财经头条，有的出现在社会新闻。
   
苏丹红、丙毒、高露洁牙膏、特富龙、雀巢奶粉……在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新闻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公司的名字：麦当劳、肯德基、杜邦、雀巢……这些公司是我们平时熟悉的。如果把有毒的化学分子式和这些熟悉的公司名字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当然也可能对公司来说是更悲惨的故事。但显然，我们其实喜欢这种刺激，我们也习惯被印刷机控制思想。
   
关于食品的报道，涉及的知识面还不算深，一般知道“有研究显示，含有XX成分的食品容易致癌”——在动物试验中，基本就能成为一篇把读者吓一跳的文章。但是关于药物的报道，需要的专业知识就要深得多。但是，我们的媒体不畏艰难，以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作战方法首先取得话语的胜利。
   
我们的媒体，更多的是在营造一种说话气氛，这种侃山，只要利于交差，有新闻眼，只要能吸引读者注意力，招来读者，只要读者看完以后不是继续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基本上他就完成了新闻的任务了。至于这篇文章见诸于世的影响，它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难以平息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这些我们一切自理。我们自理不了的，会拿着报纸去找医生。医生懒得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药打发病人的提问，谁知道这药有着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能说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药物，几乎每一个问题试验面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有一个报道。这种报道有时候把不认识的英文专业单词直接略过，面对整个画面，直接单取鼻子或眼睛。
   
2004年一个叫做万络的止痛药，因多个试验发现增加能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而自愿撤市，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三个月后，另外一种新型止痛药“西乐葆”的一项试验公布，很快这一结果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往往都是“服用新型止痛药，引发心梗”之类的句子。那么一个医学专业人员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真相是，在同一时期，这种新型止痛药“西乐葆”有三项试验同时公布。其中一项有问题，而另外两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项试验是什么呢？是什么背景下出现问题的呢？是连续服、长期服、大剂量服，而且是用于癌症的预防，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关节炎止痛。
   
万络和西乐葆作为新型止痛药，当初研发的背景，就是解决以前的老消炎止痛药的胃肠道损伤的难题。在中国，可以用于关节炎的治疗，西乐葆的剂量是200-400mg。这项有问题的试验，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为了探索在新的治疗领域——癌症预防——的应用而设计的。试验是怎么设计的呢？这些有潜在演变为癌症风险的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安慰剂，一组每天服400mg的西乐葆，一组每天服800mg的西乐葆。结果平均服33个月最长达5年，发现服800mg的发生心梗、中风、猝死的几率比安慰剂组明显高，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在这个试验的报道上，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什么病人服？怎么服？结果有没有统计学差异(只有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我们才能说结果是真的增高或者减少)？但是这几个关键点，几乎很少有媒体涉及。
   
不仅如此，同期公布的另外两项没有问题的试验，也很少有媒体问津。不知道是为了突出中心、强化效果而有意隐藏，还是试验信息太多超过了作者的处理能力和理解力。这两项试验是这样的：其中有一项也是用在癌症预防，也是连续服、长期服，用的是400mg,结果没有发现服药组比安慰剂组心血管事件增高。而另一项是用于早老性痴呆预防的，也是连续服、长期服，用的是400mg，结果也没有发现服药组比安慰剂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相反，另一种老的止痛药服用后，增加了心血管事件。但是，这两项试验是不受欢迎的“故事元素”，是淡化“造毒”传奇的“熵减”成分，如果把它们和符合“造毒”需要的那项试验放在一起，就会互相矛盾，难以下定论。而媒体需要的，是骇人的结论。甚至自己制造骇人的结论，比如一家报纸甚至不明真相地标上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已禁止的毒药，中国继续销售。所以，没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把详尽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被印刷机和电视机控制了思想。
   
当媒体把聚焦灯都集中投射在这些新型药的身上时，那么以前那些老的止痛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它们没有做类似的试验，从而也就没有发现呢？这是在事件背后，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后来不断有其他试验结果问世，在全面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美国药监局发出了公正的声明，提示那些老的止痛药可能也有心血管风险。但在这样的故事里，媒体没有能发现抓人的戏剧性卖点，于是也失去了曝光的必要。
   
我们带着心中搅起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拿着报纸去找医生。当医生试图给我们解释，其实可能这一大类可能都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有的媒体曝了光有的没有。有时，病人会反问医生: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拿了药厂的好处？医生不再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老药打发病人的提问，谁知道这药可能有着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被曝光，没有能说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但这样的药，带着潜在的危险，未知的危险，被我们安然接受。
   
一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学家终于坐不住了，对这样的舆论氛围提出了抨击：如果说那些没有被曝光的药就没有问题，如果说一个药问世后，不做试验所以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推论就会让所有的药厂明哲保身，结果将是可怕的，将会断送了医学的前途。结果就是一门需要证据来不断证明、不断认识的科学——医学，将会没有人主动做试验，也将没有证据存在。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有问题的用于癌症预防的试验。在发现800mg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的同时，它预防癌症的疗效怎么样呢？初步结果是减少了35%的息肉复发。如果把这个结果完整地呈现给一位肿瘤学家，他会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都是权衡它的风险和受益，只要对病人，受益大于风险，就可以用。比如癌症的化疗药副作用那么多，那么强，但是对于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在生存期比较有限时，还是要用。为什么？因为给病人的受益大于风险。
   
一位内科教授评价说，如果给所有的药都连续给病人服33个月，而且是大剂量，也肯定也会有事件发生，即使是维生素大量服还会有副作用。《活着》里故事的最后，吃馒头还会撑死。关键是看，处于什么治疗的需要，给病人这么用，如果有不良反应，相比于治疗效果，哪个分量更重。医生用药的学问就在这里。
   
这样的媒体事件，并非偶然。在今天的社会中，健康、医学已超越科学本身，正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出现，现在可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分明已经首先体现在媒体的优先定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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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歌对话胡天圣：医学教育和医患的关系今昔之比

作客嘉宾简介：,医学教育今昔,医生的收入构成
     
从媒体上大量揭示的医患纠纷，到医改的“不成功”，我们面对医生和医院，已经有越来越多容易激发的情绪，越来越少的客观和理性探究的态度。我们从10月31日起将推出不定期访谈：医事之痛，全方位讨论医疗系统和医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问题将涉及医生教育和医生素质、医生的人文精神、医患关系、患者教育、医药开发和药价关系。
   
我们将邀请博客网正在连载的《医事》作者欧歌作为常在嘉宾，广泛邀请医学界世界知名专家、中年的学科带头人、年轻医生、医药开发研究者、销售者等来就医事的相关话题进行深入和广泛讨论。我们将力求客观、理性、开放，求得对我们面对的这个医疗世界的清醒认识，同时也提供普通人如何作为一个聪明的病人来面对医疗体系的种种独到之见。
   
第一期访谈我们邀请了沐浴了传统协和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的老教授胡天圣给我们带来他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作客嘉宾简介：
   
胡天圣：世界知名眼科学教授，男，1926年生于湖南桃源，中学就读于湖南著名教会学校。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于1955年毕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委员会顾问，中华医杂志英文版编委，国际眼部炎症学会执委等职。博士研究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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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21:我们那萎缩的判断力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的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实含亚硝酸盐成分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们证实，发生食道癌的风险高得多。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地、客观地排序。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是悲剧感、是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永远都靠后站。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主编Leonard Downie Jr.和Robert G. Kaiser, 在《关于新闻的新闻-危境中的美国新闻业》一书中，有一项出色的分析，提出了从新闻业看美国新价值观的腐蚀。在这两位资深媒体人士看来，“政府、政治、国外新闻这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末，已经被犯罪、天气、健康、投资、娱乐所代替。这些新闻对每天过着平常生活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更有兴趣”。这两位作者认为这一对健康话题的关注，是可以“吸引和娱乐观众，并卖出广告，最终挣钱”的。
   
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在当今的媒体，渐渐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征途。这些扛着市场化大旗的媒体(实际上就是企图盈利的公司)，它们更注重吸引眼球，短期获利。在这样的“腐蚀的新价值观”的驱使下，记者和编辑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娱乐和消费这样的话题。而健康正是其中的一个可以牟利的话题。与健康有关的是非，就像明星离婚一样，是人们读下来印象深刻的悲剧。如果这场与健康有关的是非，碰巧背后又牵连着一个跨国公司，那么财经加健康，是双料开花的绝佳卖点。
   
在谈论《关于新闻的新闻》时，这两位资深媒体人不忘定义一下自己理解的优秀媒体：“优秀的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能丰富美国人的生活，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有用的信息，给予他们参与更广阔世界的参与感。优秀的新闻业，能把读者变得更加合作和团结，这对一个文明社会非常重要。只有当人们分享的是相同的信息——他们的环境、他们的邻居、政府、球队、甚至天气，他们才可能成为紧密的团体。最好的新闻业是深入挖掘，但它以通俗的形式展示给每个人。”Bill Kovach和Tom Rosenstiel曾经列出了九条新闻的要义中包括：第一责任是真相、对人们绝对忠诚、求证本质、对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态度、报道内容全面、均衡。
   
而什么是糟糕的新闻业呢？糟糕的新闻业，不报道重要信息，或者断章取义地报道，不正确，不公平，会将大家带入意识的危险境地，错误地给予人们信息。糟糕的新闻业很少创新，断章取义，不求甚解。“如果有流血事件，就会当头条。”更糟糕的新闻业，是懒惰，流于表面。比如，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以至美国人总是心存害怕，感觉犯罪越来越多，但事实上这些年犯罪率逐年下降。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造毒”运动，对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其实跟美国的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如出一辙。食物致癌和明星离婚一样，话题不必过新，不必有趣，也不必有深度，只要有悲剧感、有强烈的情绪刺激就行。在谈论疾病的这本书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身处的媒体环境也遭遇了健康的问题。这个媒体环境似乎无毒不欢，给予人们想要的，而不是给予他们需要的。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的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实含亚硝酸盐成分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们证实，发生食道癌的风险高得多。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地、客观地排序。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是悲剧感、是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永远都靠后站。
   
新闻业遭遇了健康问题。我们的判断力也遭遇了健康问题。它们病了。
   
对于新闻业来说，给予读者他们所要的远比给予他们所需的要重要得多。但我们的大脑，显然已经被印刷机控制了思想。在我们阅读、观看这些真假难辩、掺和着医学、财经、娱乐等各种因素的故事时，我们的大脑不幸变成了媒体思想的跑马场。恐慌是这样一种情绪，它是衰弱的自己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现实时产生的不安全感。
   
在爱尔兰的一个网站里，在谈论苏丹红的文章下面，一个名叫JACK的厨师说起了当年对味精的误解，以及吸烟。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显然对苏丹红反应过激，而后两者的问题其实要大得多。一个一天一包烟的烟民，在逛超市时小心谨慎，不买任何红得鲜亮的食物，不买西红柿，回家做饭不用不粘锅，听起来多少有点可笑。
   
在面对炮制健康是非的媒体时，生活在粗砺的环境里的我们，怎么去锻造自己的判断力，并维护自己的判断力？当这些报道前后矛盾地、彼此关联地出现在报纸、杂志、网站上时。资讯的发达和便捷给我们过多的难以消化的信息量。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处处是健康陷阱？我们需要多少渊博的知识才能将正确的而不是有毒的食物、化妆品请回家？我们又怎么能预知不久买回家准备喝的啤酒里含有过量甲醛？怎么能相信当初全国妇孺皆知的菠菜里含铁量高的报道，大家开始狂吃菠菜，事后才知道原来科学家把小数点往后挪了一位？
   
这位厨师跟在苏丹红事件下面的帖子说，苏丹红似乎引起了过分的恐慌，就象关于味精的是是非非一样。有段事件风传味精致癌时，其实只有在高温烹调时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而这种焦谷氨酸钠究竟怎么致癌，如何对人体产生影响，其实也还在研究阶段。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现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似乎取代了是非颇多的味精。但其实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中，也含有谷氨酸钠。事实上，谷氨酸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天然食物中，葡萄、番茄等水果及蔬菜中都有。全世界的人每天都从各种天然食物中摄取一定的谷氨酸，其中欧美人从天然食物中摄取的谷氨酸数量远多于中国人，因此中国人饮食中谷氨酸的摄入量应比西方人少得多。但是中国餐却被认为是放味精最多的菜，有少数人可能会对味精敏感，吃完后，会头疼、心悸、疲倦等神经和血管刺激性的反应，也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餐厅症候群(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但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其实对人体并无影响，只是在高温后，会产生一种叫焦谷氨酸钠的成分。如果在100℃温度加热半小时，仅有0.3%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加热1小时才有0.6%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钠。如果要避免这种影响，那么只要在菜煮好熄火后再加味精。
   
这位厨师在帖子里说，为什么我们对苏丹红、味精的致癌作用这么敏感，但对烟草却熟视无睹呢？
   
至于把生吃西红柿等同于抽烟的说法，更显得荒唐可笑。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 “番茄含有尼古丁，生吃番茄等于抽烟，会致癌”。而根据农业学家的解释，番茄虽然含有尼古丁，但含量极低，每1000克番茄仅含尼古丁2至7微克，随着番茄果实的逐渐成熟，其尼古丁含量还会急剧下降。吃1000公斤的鲜番茄也只相当于抽1支烟的尼古丁含量。如果都致癌，为什么对吸烟的危害熟视无睹？
   
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些真假难以分辨的资料，这其中有的作者其实连起码的医学、生物背景都不具备，他们对专业名词似懂非懂，对关键词汇的解读更是稀缺。有些报道不准确，流于表面，有时出于娱乐你我的需要，还会夸大事实。
   
在面对这种粗砺的环境时，我们要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了解整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情节。找回自己原生的判断力，而不是轻易被印刷机、电视机控制了思想。起码，我们在无法判断的时候，还会有怀疑的能力，只有在不断的质疑中，才可能更快地得知真相。
   
其实在当今，你可以得到信息的渠道不仅仅是大众媒体。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食物问题和药品问题，许多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都会设有800免费咨询热线。你也许可以不必相信他们所有的说法，但起码你能知道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而有些信息，是在媒体制作一篇新闻时，会作为多余成分给删除的。比如，关于生吃番茄是不是等同于抽烟的问题，上海还设有一个叫做“农科热线”的电话，起码从那里，我们能听到更专业更详细的解释。除了热线电话，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与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网站上看到专家的咨询活动。比如，专家做客聊天室，或者专家BBS论坛。如果你真的关心某个食品或者药品的安全问题，不要只满足于读大众报纸，看大众电视。让自己设法从专业媒体、从多个角度了解全貌，我们才能够对抗某些媒体的权威感，对抗它们制造的不必要的恐慌。最起码，给我们自己的判断力一个交代。
   
化学课不是上完大学就可以扔掉的，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有关，我们可以让自己掌握几个基本的概念。比如，前面提到的如何判断一种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如何说明一种药引起副作用的风险真正增高(是统计学意义的增高，而非仅仅数值的增高)，如何了解一个医生给病人选择用药的原则：受益大于风险。而在食品安全和毒理学上则有个经典概念，就是“剂量决定毒性”。真正的危害是超越了“度”。具体的剂量可理解为：一是剂量大小，即有毒物质含量的高低；二是食用或接触有毒物质时间的长短。只有在一定的危害浓度或含量下，持续一段的时间，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真正产生危害。而存在有害的可能，并不等于已经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在面对健康的是非新闻时，总是记住拨开云雾看本质。而不是在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其实这些零散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只是局部的细节问题。其实在文明生活种，潜在着更大的关于食品的不安全,那就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饮食结构和食物营养结构。有专家把50%的美国人肥胖归为饮食结构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和饮食营养结构也分不开。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多年前，就提出“我们应以食物为药，饮食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但现在，在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中，膳食营养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高达13%，仅次于遗传因素的15%。渐渐西化的饮食结构，正成为中青年高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一大诱因。在上海，20-40岁的中青年中，有7.1%的糖尿病高危人群，是10年前的5倍。而移民美国20年的华人患大肠癌的危险，比浙江居民高出3-5倍。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生活里没有苏丹红，而经常对高脂肪、高能量、油炸食物甘之如饴，餐桌上很少有蔬菜出现，那么我们的整体健康计划仍旧是一盘流于失败的乱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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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22：市场化是所有的原因？

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在60%～70%；90年代中期在80%左右；而进入21世纪，农产品和食品的合格率提高到了90%以上。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得更糟？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
   
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光，确实暴露出了监管制度中的漏洞，但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糟糕呢？象有人说的那样，随着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被异化，朝着非自然的状态前进？就像煤矿爆炸的事件一样，是不是现在的发生率比以前就高了呢？其实，可能事件并未增多，只是信息越来越透明，报道越来越频繁，而以前，可能就是大家不知道或很少关注。
   
比如在苏丹红事件中，全国能迅速清查出这么多问题食品，和技术进步有很大关系。大约在十年前，因为苏丹红在食物中的含量毕竟很低，需要有灵敏的方法检测，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不具备检测痕量物质的技术手段，而现在能在一千克的辣椒酱里检测出0.6毫克的苏丹红。所以，更容易也更快能发现问题。
   
再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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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23：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病症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粗砺医疗环境。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那篇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
   
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有许多人在比较国际上各国的医疗政策、医疗体系和最后体现出来的结果。如何集资、管理、组织医疗，是让政府费心费神、绞尽脑汁的事。虽然医疗体制各不相同，但全世界几乎面临着现同的问题：医疗费用上涨，社会人口构成变化，医疗技术进步，消费者期望值与日俱增。
   
一个叫做Alan Gilles的美国人写了本《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试图让美国人知道我们能从不错的医疗体系里学到什么。但其实，每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可能完美，都有大大小小的病症，最后无非都是在社会价值(比如：广泛性、公平性)和驱动因素(财政体系、强制管理)之间平衡。一个希望公平、广覆盖的医疗体系，可能牺牲的是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而一个能提高快捷、高端医疗服务的体制，可能是以缺乏公平性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在全世界，美国的医疗体制是比较特别的类型，它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摆脱了福利国家那种财政负担过重的困境，又保证了一定的社会公平，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制定法律规范医疗体制。但在美国，也有许多人在抱怨过分市场化带来的危机。据说，在中国医改关于要不要走美国路时，哈佛大学一位叫做萧庆伦的教授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美国医疗体制以私立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政府的作用是提供部分医疗保障机制和资金，以公立形式为老年、病残、穷困或失业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另外也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美国的医疗体制的组成有三部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以及其他的私人保险。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是为所有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保险，来源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及部分社会集资。医疗补助制度主要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来源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预算。这两种覆盖了自保能力低下的人群——老人、残疾人、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社会底层，而这个人群对医疗资源，尤其初级医疗保健的需求很大，占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医疗资源，永远处在病人有余、医生不足的状态，产生了美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在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其市场经济的自由色彩。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依靠的是私人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团险——公司为员工集体购买的保险，参加家庭保险，或是直接购买个人保险。市场化的运营减少了国家的包袱，但是也面临着难题。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医疗总支出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些上涨的费用最多的是来自于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比如，最近MEDICARE开始给那些心脏病患者提供心脏植入性器械的费用，科技在进步，但仍需要交钱。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公司，有60%的CEO会提到他们的苦恼是给员工买团险。在通用公司，每生产一辆汽车，就得付出1500美金的员工医疗费用。
   
而在参加私人保险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对高端技术、高端设备情有独钟，这些也加重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同时，私人保险对薪金、职业等的要求，把一部分人排除在范围之外。兼职人员，或是小公司职员，有时很难享受公司团体医疗保险，但收入又难以支持高价的私人保险，于是成为无保险人群。当他们发生健康问题时，大多数还需要依靠政府才能担负费用，这也加重了政府的医疗负担。据统计，四千三百万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
   
因为市场化为主导，美国强调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的公益性医院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了医疗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医疗花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加拿大8.4%, 瑞典9.1%, 日本6.8%, 英国6.2%。但美国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在强调医疗产业的市场化后，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一味加大新药研制和针对疑难杂症研究的投资，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美国医疗是不错，如果你足够有钱”。如果足够有钱，你还可以在各种高端技术、新型药物中随意选择。公平性差也是市场化带来的副反应。
   
做一个美国病人，要不足够富裕，要不被一个有不错的医疗计划的公司雇佣。但起码在看病时，不需要象英国病人那么付出漫长的等待。
   
英国走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医疗模式，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英国，全民享受医疗保险，医疗社会化。在那里曾经有我们近乎共产主义的美好：政府管理着医生和医院，为全体英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几乎免费。英国自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但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病人，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漫长的等待。虽然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保健，但资源毕竟有限，直接导致的病症是，漫长的等待。约有一百万英国病人正在等待，平均等待4个月。5万名患者要等1年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入院。在选择治疗手段时，也不尽能享受到那些高科技医疗手段。在终于入院之后，患者也许还要继续排队等待，以得到家庭护理或私人护理的服务。有3 000名老年患者等了至少28天才能得到治疗。
   
除此之外，英国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需要巨额医疗投入，也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陷入了窘迫境地。在大包大揽的公有制之下，满足了公平性和广泛性，但是对人们的医疗需要不能有效控制，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再加上缺乏激励机制，英国医生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美国医生，因为没有激励，英国医生提供的服务质量并不让病人满意。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是保障范围越来越小，保障程度越来越低。英国也被迫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加拿大病人对国家卫生制度曾经一致支持，但如今这种支持也发生了动摇。因为他们也面临着低效和等待。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但与美国人相比，看一次病等待的时间却要长得多。病人踏进了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真正的等待便开始了。加拿大病人如果要转诊到专家治疗，常常需要等上两个星期或者更长，而在美国只需要几天。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粗砺医疗环境。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那篇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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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24：买一份保险，然后安然入睡

不管你是结婚了、单身、有没有孩子、或者一个大学生，你都需要给自己买份医疗保险，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疾病摧垮你的钱包。而给自己选一份合适的保险，是在你的钱包和你希望得到的医疗保障之间权衡的结果，用较少的支出换取较高额的保障。
   
一位美国人在题为《美国医疗制度的危机》里最后作结时说：“亲爱的美国人，学会和它和平共处吧”。改革并非易事，作者在文章里提到一个女读者给他写EMAIL，说起目前美国的医疗环境，问能做什么来做点改变。“可悲的是，我的答案没什么帮助，第一个映入脑海的是——去嫁个有不错医疗计划的人”。
   
不管你是结婚了、单身、有没有孩子、或者一个大学生，你都需要给自己买份医疗保险，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疾病摧垮你的钱包。而给自己选一份合适的保险，是在你的钱包和你希望得到的医疗保障之间权衡的结果，用较少的支出换取较高额的保障。
   
在美国，去看医生，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有没有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与医生、医院有协议和合约，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看病会便宜很多。在医疗费十分昂贵的情况下，医疗保险成为美国人就医保健的第一需要。美国的医疗保险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计划。参加这种保险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医生，但保险费较贵，在看病时需自己负担部分挂号、医疗费。另一种是健康维护组织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保险费相对便宜，除了付少量的挂号诊费，基本不用承担其他费用，但所看医生必须由保险公司指定。HMO出现于70年代，初期并没有受到欢迎，但1974年起，美国政府开始依靠法律扶持HMO，以解决社会的医疗保障问题。到了80年代，HMO的市场份额占到了20%。最近美国还发展出了其他医疗计划：专有提供者组织和定点服务计划。   

美国医疗保险行业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事实上，该行业在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中起着轴心和纽带作用。因为病人、医生、医院、医药以及体检、化验无不与医疗保险有关。由于医疗保险是人们健康的重要保障，政府鼓励公司和业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费，按费用多少给公司免税。由于美国绝大多数医疗保险业是向就业者倾斜的，所以那些老年、失业及贫困的人就很难或者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政府对老人和残障者提供医疗照顾福利，对低收入贫困家庭给予医疗资助。
   
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更多的是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那么现在由哪些保险可供选择呢？在中国，正在建立的是以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基础，包括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的医疗保障体系。就目前的状况看，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还无法达到象美国那样的广覆盖。我们依靠的主要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费用由单位和职工按照法律规定共同缴纳。有些地区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正准备同时经营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现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就是其中一种，覆盖的是城镇职工，保障的范围是基本药物、基本医疗、基本检查和基本服务。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资金有余，积累作为风险储备金，如果发生赤字，则由财政兜底。而商业医疗保险，则面向所有人，可以提供比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更广、更高的保障。有一些福利比较好的公司会向商业保险公司，给员工买团险。但是我们在面试一个新公司时，很少有人去关心自己的保险计划。
   
生活里风险无处不在，给自己选份医疗保障，买份保险，然后安然入睡。我的一位同事突然得知她丈夫患了癌症，这时才想到之前应该买份保险，因为她丈夫自己开公司，并没有除了社保之外的其他保障。我的另外一位同事，立刻去找人力资源部问清了自己都拥有哪些保险，然后自己还去买了份重大疾病加意外伤害险，代价是每年花去五千多。但她自己感觉多了份安全感，这是权衡钱包和保障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