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现代人生——傅佩荣先生的讲演

东方净琉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于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于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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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心”的另一说法是“羞恶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个人行“义”的基础。到《中庸》，则又把耻与“勇”联在一起，“知耻近乎勇”。在这一方面，羞耻心来自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判断标准不再局限于社会规范，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对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为如此，孟子在谈到人生三乐时，会强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兼顾天人要求的羞耻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如果由“羞耻心”与“罪恶感”这两种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然后就会出现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所担心的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为何不能为所欲为？”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命与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标。真正的羞耻心应该带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这种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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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孔庙内的杏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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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　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槪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善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还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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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敎，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兼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忧患是双方面的：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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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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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案卷是孔府档案的早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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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彩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往往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启示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东方净琉璃

　　今天我们纪念孔子，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

[ 本帖最后由 东方净琉璃 于 2010-2-3 23:09 编辑 ]

智善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彩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往往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启示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