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的佛缘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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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圣”杜甫的佛缘诗情
　　作者：释慧伯   
　　释慧伯
　　前  言
　　杜甫以沉郁顿挫的写实诗风而被号为“诗圣”，在唐代与李白齐名。《新唐书·杜甫传》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的一生是一个平民化的一生，其15岁时，作《百忧集行》曰：“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干回。”让我们看到青春活泼而生气勃勃的杜甫!诗人25岁游东都洛阳时作《游龙门奉先寺》中有句曰：“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于寺院“闻晨钟”而醒睡魔、深有省悟。无疑，杜甫是深具宿世佛缘和灵明善根的。在以后现实人生的悲歌中，一步步走近佛法，参礼寺院、亲近大德、闻思经教，感悟思辨，忧国爱民的慈心悲愿为其人生主旋律，乃至于晚年渐渐趋于平淡。大味则淡，斯言极矣!杜甫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中，与佛教有关的约有50首左右。现在就让我们追寻一代诗圣的佛缘人生，在其悲歌的行履中重拾“诗圣”的佛缘诗情。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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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甫与佛教的因缘浅析

　　盛唐三大诗人是李白、杜甫与王维。过去人们把他们的思想分属于道儒释三家。李白属道家思想，杜甫属儒家思想，王维属佛家思想，实不尽然。人唐以来，随着佛教禅宗的广泛传播，更由于“安史之乱”和杜甫个人遭遇，使杜甫的思想介于人世与出世、崇儒与近禅之间。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生于巩县(今属河南)，自幼好学，知识渊博，但举进士不第。安史之乱发生后，陷于贼中，颠沛流离，逃至凤翔(今属陕西)，任左拾遗，后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经严武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世称为杜工部，晚年携家出四川，病逝在湘江旅途中，终年59岁。他的诗反映社会动乱，对人民的疾苦，具有深厚的同情心。他的诗语言精练，沉郁顿挫，被称为“诗史”。他的诗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具有丰富的佛教思想。。

　　在大多数人眼里，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人生观是积极进步的。著名学者肖涤非先生就说，在杜甫的诗中，我们几乎读不到那种“人生如梦”一类消极颓废的东西。他是顽强的，他是不知疲倦的，他是“死而后已”的。他富有牺牲精神、利他精神。这是他之所以伟大，超过一切诗人之处。为了天下穷人，他曾有“自比稷与契”的诗句。他可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推己及人的慈悲之心是十分可贵的。在儒家为仁，在佛家为悲，而佛的悲比儒家的仁更彻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观，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然而，杜甫晚年诗歌中却蕴涵着丰富的禅宗意趣。这与他的禅宗信仰密切相关。他在《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中明确道出：“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的禅宗信仰。在这里，“粲”指禅宗三祖僧粲，“可”指禅宗二祖慧可，“禅寂”就是禅者的身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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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杜甫所处的历史背景

　　杜甫所处的文化背景是佛教兴盛的唐代。从大的环境来看，自唐玄宗以来，儒、释、道三家并重，杜甫的佛学观与其儒学思想并不矛盾，其慈悲观念与儒家的仁爱意识有相融之处。而“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要想不受佛教的影响，那是很难办到的”。杜甫跟佛教的因缘很深，而且他对于佛教的接受有一个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佛教历史最兴盛的时期就是唐代，作为一种大的社会文化环境，杜甫没有排斥佛教，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的主要心态。特别是在安史之乱这场浩劫的影响之下，杜甫等大批盛唐文人对儒家理想产生怀疑甚至感到失望，迫切需要寻求新的人生参照系。禅宗在这时期广泛传播，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但是，杜甫也没有很快被这种环境同化，而是藉由心灵的指引，一步步亲近佛教。

　　杜甫是我国中古时代伟大的写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无疑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忠实记录。在他的两千多首古、近体诗中，写自己极少有欢娱之言，多半穷愁苦闷之语，佛法所言有漏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苦)他都尝尽了。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作《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在第二年冬，作《自京赴奉先县咏五百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棕舍一哀，里巷也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促。”穷得使儿子都饿死了，秋禾虽登，而也无救于贫。所以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作《述怀》云：“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同年九月作《北征》云：“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迥，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肃宗乾元元年(758)《赠毕四曜》诗云：“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次年在华州《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云：“何日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这年，他白东都回华州，经历道途，所见所闻，悲惨万状，作“三吏”、“三别”，以纪其事。

　　以上诗句说明，杜甫因战乱携妻子而到处奔走流浪，所到之处皆因一家老小无衣、无食、无住而穷愁，因衰老多病穷愁而怨天尤人。如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又云：“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充满愤愤不平之气。甚至厌恶一切，诅咒一切。桃红柳绿，象征春日佳境，而杜甫诗云：“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尤其是杜甫晚年的诗歌，充分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理解，记录下最切身的体验。所以，杜甫接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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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杜甫自幼深受佛教熏陶

　　众人在关注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在杜甫成长过程中还有佛教思想的陪伴。

　　杜甫幼年丧母，其父杜闲，时任兖州(今山东滋阳)司马，便将童年的杜甫送到洛阳的姑妈(即杜闲的姐姐)家寄养。杜甫一直住到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742)姑妈去世，此时杜甫已届而立之年。

　　杜甫的姑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其父杜审言(即杜甫祖父，约645--708)是初唐有名的诗人，曾与数名僧人交往，官至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并且长斋茹素，精通佛经。

　　天宝元年(742)，杜甫在三十一岁时为其姑妈撰写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文中说其姑妈：“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由此可知其姑母信佛，且全家上下奉行。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铭还提到杜甫早年寄居姑母家中的事实：“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杜甫自幼体弱多病，四岁时，与姑妈亲子同时罹疾，姑妈求医于女巫，女巫暗示：“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姑妈，“遂易(亲)子之地(楹之东南隅)以安(杜甫)”。在她的精心护理下，杜甫痊愈了，而她的亲子却夭折了。杜甫长大后得知此事，感动得涕泪俱下，并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把姑妈比做《列女传》里鲁义姑式的人物，评价极高，并说自己要“制服于斯，纪德于斯，刻石于斯”。以致当时一般人还误以为杜甫是其亲子。

　　杜甫在姑妈家居住的二十余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佛教，尤其是禅宗空前繁荣，洛阳有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如此浓厚的佛教氛围，对杜甫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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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甫仕途失意，倾心于佛教

　　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中，存在着两种人生价值取向：一是“窃比稷与契”(自比稷与契这两位虞舜的贤臣)、“致君尧舜上”的人生抱负和政治理想，这代表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是他集体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二是“江海志”、“独往之愿”。代表了人的自然性的一面，是他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反映。前者早年表现得较突出，后者系晚年的主要心态，从而使杜甫的思想与创作出现矛盾的痛苦状态。杜甫《上牛头寺》诗云：“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杜甫此时的心情是空寂自由的，因为他已经从官场退出，摆脱了世俗拘束，获得了心灵的解放。

　　杜甫本是儒家诗圣，出身官宦之家，执著于功名富贵，在长安苦求十年，理想破灭，失望而归。在生活的重负之下，渐渐感悟到人生无常、有求必应的佛禅真谛。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表达了苦闷的心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时，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他负载着儒家的政治理想，活得很痛苦。尤其是到了晚年，遭受重重挫折之后，将退隐人禅作为新的人生目标，他在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写的一首《谒文公上方》诗中表现得尤为真切：

　　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

　　窈窕入风磴，长芦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

　　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

　　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

　　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又，回向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

　　诗的末尾叙述自己谒文公之意：“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据此，苏东坡和王嗣二人皆言是杜甫“见道之作”。见的是什么道?不是别的道，是菩提道，是当时最盛行的佛道。

　　仕途的跋涉、世态的冷暖、人生的起伏给了杜甫太多的伤痛、太多的困惑，而这些伤痛、困惑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学说所能调节的范畴，唯有指向“心地初”、朝向彼岸的佛教可以承担这样的人生境界。所以，向往佛教，追求“第一义”，“回向心地初”的想法跟杜甫的稷契之志同样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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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浅析杜甫诗歌里的佛教思想

　　本文选取了杜甫有关佛教的诗歌加以研读，力图窥见其佛教信仰的主要行迹。每一类诗歌中，尽量依据作者作诗时间的先后为序排列列举。并权且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登临、游历、参礼寺院，听经闻法——亲近佛教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只有25岁，作《游龙门奉先寺》，有“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之诗句。诗人夜宿寺院，置身于寺院中清幽的夜景，闻晨钟而令人内心产生深深的思索而有所醒悟。据赵清献《玉垒记》说：“他到成都，寓沙门复空所居。”据《成都记》云：“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极宏伟。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近。”

　　杜甫还在浣花溪寺里听复空大师说法。当时他的朋友著名诗人高适为彭州刺史，写一首五律《赠杜二拾遗》给他。“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人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从诗意来看，高适知道他在寺里听高僧说法，鼓励他听法要提出问题，向讲经者诘难。

　　杜甫在成都时，曾游过大云寺、兜率寺、真谛寺、新津寺、牛头寺、惠义寺、始兴寺。认识的高僧有巳上人、赞公、上人、复空、阊丘师兄等。反映与僧人交往的诗歌有《巳上人茅斋》、《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因许八奉寄江宁曼上人》、《寄赞上人》、《赠蜀僧间丘师兄》等共约10余首。其中最重要的人是赞上人，《宿赞公房》诗云：“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据诗自注，赞公是“京中大云寺主”，说“相逢”是因为二人是故友。诗人在这之前曾经写过《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有句：“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其四有句：“晤语契深心，哪能总箝口。”由此可见，诗人和赞公上人“把臂有多日，晤语契深心”的情谊之深。《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中也有句：“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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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映禅净修持——偏重于“出世”的行愿

　　现将杜甫所作有关佛教修持的重要诗句摘录出来，简释其义，以管窥其佛教信仰的主要行迹。

　　1．“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由禅修向净土转化

　　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44岁时，在长安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有句云：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

　　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

　　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

　　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

　　言许生自净土宗圣地昙鸾大师弘化过的净宗祖庭五台山石壁玄中寺(今山西交城县)学佛归来，身口意三业清净；而自己虽也以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粲为师，但未得慧解方便，身心尤为禅寂所缚。现在受到许生的启发而转向净土宗。“何阶子方便”的“阶”是凭借的意思，“谬引为匹敌”的“谬引”是指上文“身犹缚禅寂”的感受，指身心为“禅寂”所缚，不得自在。这两句的大意是在许生的方便开导下，我得以茅塞顿开。诗里“离索”一句，点明了作诗是在他晚年居蜀感到孤寂之时。因而他庆幸衰暮时有此殊胜因缘，得遇许生，使他心开慧解，修持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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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长养菩提之心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

　　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

　　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

　　——摘自(《大云寺赞公房四首》)

　　这首诗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作者46岁，被陷在长安时作。时作者处于乱世，去大云寺亲近赞公上人，因吃斋而想到醍醐。“醍醐”是从牛乳中反复提炼而得到的甘美食品。印度人不但视为“世间第一上味”，而且认为它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善治众生热恼乱心。“发性”言发戒定慧之性。在此，诗人用饮食能滋养日渐衰老的色身与醍醐能长养菩提之心作类比，表达了作者发长远心修持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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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只有佛法才能净化社会

　　肃宗上元元年(760)秋天，杜甫49岁，在成都草堂作了《赠蜀僧阊丘师兄》，有句云——

　　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这里的“软语”指在寺院里与僧人亲切交谈，系借用《维摩诘所说经》“所言诚谛，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和争讼”。诗末四句是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争夺残杀太频繁了，到处你争我夺，制造恶业。唯有弘扬佛法使人心净，息灭斗争。如摩尼珠之能使水清净，才能普度众生，净化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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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休作狂歌老，迥看不住心。”——以观照般若直契佛心，住无住处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

　　****浮山外，天河宿殿阴。

　　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

　　休作狂歌老，迥看不住心。

　　此《望牛头寺》诗为杜甫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作，是年诗人52岁。这首五律近体诗，非常重要。诗眼在末后二句：“休作狂歌老，迥看不住心”。“狂歌老”之“狂”即狂慧，据《观音玄义》卷上载，定而无慧者，称为痴定，譬如盲人骑瞎马，必定堕坑落堑；慧而无定者，称为狂慧，譬如在风中燃灯，摇扬不定，则照物不明。“不住心”，即“无住心”，为《金刚经》中金刚般若大旨。若能生无所住心，便离一切垢染缠缚，便是清净心，即是妙明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