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郑振铎与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献

yuanjue

郑振铎与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献

　　记西谛先生的一通手札

　　前些时候读到刘哲民先生编注的《郑振铎书简》和他写的《回忆西谛先生》，觉得非常亲切。郑先生是先父森玉先生多年的好友，我年幼时在家看到的他给我父亲的亲笔信总在百件以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是他出国访问遇难的前一天，正好那天下午我父亲因公由沪抵京，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到车站迎接，陪我父亲同往故宫宿舍，又偕同我父亲和北京图书馆的赵斐云(万里)先生到他的寓所晚餐，直到晚上八时许才别去。岂料这次会见，竟是他们两人的永诀！当时我正读中学，在报纸上见到他牺牲的消息真是十分震惊。虽然时隔二十余年，印象却一点也没有淡漠。看了哲民先生编的书后，很自然地想起了那批信。再三翻检，只找到三件，其余的都已在“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至今也没有发还。恰好这时哲民先生又来信说郑尔康同志正在编辑《郑振铎文集》，最后一卷拟搜集书柬，委托他代为联系现在上海的郑先生的生前友好。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想应该把这三封仅存的手简奉献出来。其中写于一九五七年的一件，我觉得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洵足珍视，现在把它全文抄录在下面，然后再作一点简单的说明。

　　森玉先生：

　　我于前天到了列宁格勒，立刻开始工作。莫斯科的人告诉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和一万多卷的西夏文的佛经。所以，我很急于到这里来。在莫斯科的工作一结束，当夜就乘夜车赶来。上午九时半到。休息了一会儿，十二时就到东方研究所去看敦煌卷子，因为时间不多，只将他们放在手边的几十卷翻阅了一下，就发现有“维摩诘经变文”二卷，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昨天是礼拜天，不能去续看，只好到冬官博物馆去。在那里，有中国古文物的三大宝库，一是敦煌的壁画和塑像，(原物！)二是甘肃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佛画、道教画)，木刻画(“四美人图”等)和古物，三是新疆发现的壁画和塑像等等。这些，都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不知何故，也不大有人介绍过。也许是了不起的一个发现！更有趣的是，在明代铜器群里，发现有一只洛阳金村(？)出土(或辉县出土？)的金银错的鼎，其上并嵌有松绿石。他们以为它是明代仿古之物，故陈列在明代文物里。我一见大惊！连忙赞不绝口。他们说，在库房里，还有不少同样的东西呢。我心里很热，约好明天(十九日)上午去看。可能是一批“绝代的尤物”，而长久地被埋没了。整整看了将近五小时，足不停步，而不觉得累，实在是太兴奋了！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还要讲演一次(约三小时)，讲毕，又要吃午饭。所以，下午便只能看二小时左右了。急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象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一首，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贵躬应诏诗一首)，孝经二卷，论语子路第十三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至八十章一卷，还有王梵志诗，五更转，十二时等等。目不暇给，手不停钞。可惜已经到了他们下班之时，天色已经黑了。只好“留以有待”。“刘知远诸宫调”的原物，也已见到。此行诚不虚也！明天夜车回莫斯科，因为后天一早就要飞高加索了。十二月一日回国。近来身体谅甚安吉，至念！天寒，千万珍慑！敬问

　　冬祺

　　振铎拜启

　　十一月十八日灯下，于列宁格勒。

　　一九五七年秋冬，西谛先生应邀去东欧访问和讲学，先后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各地，并顺便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每到一地，他都给我父亲来信，详述沿途的所见所闻。这是其中的一件。此信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根据亲眼所见，记述了苏联收藏敦煌文献等大量我国珍贵文物的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一直是个猜不透的“谜”。

　　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藏书在本世纪初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桔瑞超等盗劫的经过，人们是比较熟悉的，而沙俄鄂登堡等在新疆、甘肃的活动情况，则长期来一直很少为人所知。其实，早在别的国家之前，沙俄军官出身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第三次中亚探查(一八七九年)行纪中，就已提到敦煌千佛洞。而在众多的俄国“旅行家”、“探险家”当中，鄂登堡是劫掠我国敦煌及新疆文物的代表人物。

　　鄂登堡(C.ф.Oлъденбург，一八六三——一九三四)，沙俄科学院院士，以研究梵文和佛学著称。他在一九○九——一九一○年率队到新疆“探查”，先后在喀什、吐鲁番及库车等地劫走了一批文物。一九一四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一月间，他又前往敦煌。在敦煌期间，测绘了四百四十三个洞窟的正面图，拍摄了二千多帧照片，劫走了许多壁画(片断)、布画、绢画、纸画、写本、丝织品等。这批文物运抵彼得格勒后，藏于亚洲博物馆。目前，所劫的实物藏于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即郑先生信中所说的冬宫博物馆)，写本则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曾一度改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些实物和写本，郑先生信中都提到了。据近年苏联学者透露，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敦煌卷子的总数为一万二千号。

　　鄂登堡返俄后，对所获文书长期秘不示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只有个别外国学者得以见到极少量卷子或获得一张两张残卷的照片，文书的全貌几乎全不为外界所知。而郑先生在列宁格勒期间，却以不到一整天的时间，争分夺秒地浏览了大约五百个敦煌卷子，实是继刘半农、向达、王重民、姜亮夫诸位先生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访读敦煌文献之后的一个壮举(顺便提一提：五十年代开始还有一些港台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继续在巴黎等地做这样的工作)！到了一九六○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才陈列展出了敦煌文书若干件。一九六三年，孟西科夫(л.н.Meньшиков)等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卷出版，著录敦煌和来自新疆的文书一七○七件。一九六七年出版第二卷，所收文书为一七○八——二九五四号。一九六四年，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发表《列宁格勒的中国敦煌手卷》一文，对苏藏的部分文书作了介绍和考索。但这些都是郑先生故世以后的事了。西谛先生的信是关于苏藏文书的第一篇比较具体的报道。

　　关于文书的内容，根据已发表的材料，除绝大部分是佛经外，还有文学作品、重要典籍和珍贵史料(如社会经济文书)。其中有不少变文、讲经文、赞文等，郑先生信中也略略提到，近年苏联影印出版的有《敦煌赞文附宣讲》(一九六三)、《维摩诘经变文·维摩碎金·十吉祥》(一九六三)和《报恩变文》(《双恩记》，一九七二)等，都是《敦煌变文集》所没有收录的(现已作为附录收入周绍良先生等编的《敦煌变文论文录》)。汉文以外，还有一些古藏文、回纥文、粟特文、和阗文、卢文和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卷子，这些年也陆续零星刊布了一点。详情可以参阅中山大学姜伯勤同志写的《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载《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细心地搜集了很多资料，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谨向读者推荐。

　　除了敦煌和新疆文物外，郑先生信中还讲到西夏佛经和文物、木刻画《四美人图》和《刘知远诸宫调》等。苏联所藏的大批西夏文物是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一八六三——一九三五)于一九○八年在我国黑水城(哈拉浩特，在今内蒙额济纳旗)遗址掠取去的。据一九六三年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总数达八千多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经，但也有许多重要的世俗文书，如译自汉文的典籍，字典、词书，法律、文学、医学著作和官私应用文书等。出土的汉文书籍中包括郑先生最感兴趣的《刘知远诸宫调》，还有两幅大型版画，即平阳姬氏刻的《四美人图》和平阳徐氏刻的《义勇武安王位》。至于《刘知远诸宫调》，郑先生早在一九三○年秋就已见到它的原本照片，只有四十二页，共四则多，将近八则未见。因为缺佚的不象常例是在首尾，而是在中间部分，所以他怀疑原书本来不缺，照相的人没有照全。二十多年间，老抱着要看看原书的愿望，欲一决此疑。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曾到过列宁格勒，却不曾见到此书。直到这一次，才在东方学研究所见到了。后来郑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是多么兴奋的一个时刻啊！我血液急流着，呼吸紧张，脸上表现着无比的喜悦。原书正在装裱。我就在装裱台上，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的确只有四十二页。中间的将近八则，估计约有八十多页吧，是原来缺佚了的。这个久蓄的疑问算是解决了。”原书已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间，连同四十六册的彩绘本《聊斋图说》，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代表苏联政府赠送给中国政府，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同年八月，文物出版社将这一珍本影印出版，郑先生为影印本写了篇跋。上面这段话，就引自他的跋。但书印出后，郑先生竟已不及见了。

　　西谛先生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对文物、图书、考古事业及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无庸我这样的人在这里多说。数十年中，他还曾以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亲赴东西欧各国，孜孜不倦地搜访、辑录、校订、汇编流散在国外的中国文物典籍，在这方面留下的业绩也将长久地活在一代代专业工作者的记忆中。四年多前，金克木先生讲过这样一段寓意深长的话：“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前，我国文物流出国外的究竟有多少，是些什么，恐怕没有全面调查和统计的目录。单是从一个敦煌流落出去的古籍数量就不少。不说弄回来，至少弄个目录出来吧。不说‘文物’，就只管‘文’吧。有志于此并且为之努力者，我接触到的有郑振铎、向达、王重民、陈梦家。不幸——这四位确实是都遭遇了不幸——他们都去世了，想做的事都没有完成，真可痛惜。我们现在想知道海外流落的我国文物，还是多半只得向外国去找信息。当前国际上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已逐渐以现代技术联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网，调查以至复制、缩微，技术上比从前应当是容易得不知多少倍了。何况我们目前首先需要的只是已刊出和未刊出的中国古籍目录(文物中‘物’比‘文’更难得)，难道这也要外国人替我们做吗？”(《读书》一九八○年第六期)对这段话，我实在很有同感。就拿敦煌及新疆文书的研究来说，这几年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出了两集，吐鲁番文书正在不断刊行，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和周祖谟先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已经问世，规模颇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将在明年出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也重印了。台湾省也在编印《敦煌宝藏》，第一至第五集五十册已经出版。但是，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高质量的敦煌及新疆文献的总目录。这部总目录不仅应收列各国所藏的汉文文书，而且也应把汉文以外的各种文字的材料包括在内。有了这样一本总帐，各方面的研究者才能“按图索骥”，方便地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不会再有望洋兴叹之感。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携起手来，并且和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通力合作，努力在这一代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大工程，不要再把这件事留给下一代去做。在我个人，真是真诚期望，日夜馨香祷祝之的。

　　我以为，这也是对西谛先生和金先生提到的另外三位可敬的前辈学者的最好的纪念！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补记：最近获知苏联科学出版社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楚古耶夫斯基(Д.И.Чугуевский)编著的《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该书计划从苏联列宁格勒收藏的一万二千号文书中选出属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非佛教文书约四百件，分为三至四册出版。此第一册收录七十三件文书，分为籍帐、赋役与租佃关系文书、寺院文书、贷粮文书四部分。这是敦煌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信息，故补记于此。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徐文堪

　        　

我要报恩

愿法界一切众生都具足无穷大的担当和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