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和“六艺之学”

順心如意

作者:刘梦溪

一、“国学”作为某一种学问的代名词，出现在晚清。至少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国学这个概念他们就在使用了。但这还不一定是最早。中国古代的文献载籍里，也有“国学”一词，所指都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与现代的国学概念迥不相侔。


　　前不久看到余英时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的报告，谈大陆的国学热问题，他提出国学的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国粹”一词来自日本，我的《论国学》里考订甚详。“国学”也是舶来品，则愿意看到更多的证据。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这就如同中国文化，先秦两汉唐宋元明以及清的前中期，根本没有中国文化一说，也是在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本土知识人士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而提出中国文化问题。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的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后来梁启超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中学”，和国学的概念非常接近。


　　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其最后一节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粱卷，页120)其将“国学”与“外学”与“新学”相对应，这和将国学与西学相应并立，是同一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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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順心如意 于 2011-7-6 10: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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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区分开来。否则便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二、但早期的学者在使用国学一词时，并未对概念的内涵加以分疏。


　　直到上世纪20年代，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第一次对国学的内涵作了界定。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可以看做是胡适给国学下的一个定义。他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


　　如果这个定义可以成立，则举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但历史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未免太庞杂，哲学、法律、宗教、艺术、文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工艺、服饰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内。对所有这些内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国学吗?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


　　后来大家比较一致接受的定义，是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


　　以此，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之弁言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两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先生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讲国学，开宗明义也标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泰和会语》)这已经是给定的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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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长时间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盖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


　　职是之故，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的新的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就是说，在马一浮先生看来，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


　　“揩定”一词是佛家用语，马先生说:“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揩定。”(《泰和会语》)马一浮提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新的国学定义，态度极为郑重，学理意味也极为深厚。


　　三、“六艺”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定的六门学问。


　　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于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我们今天讲国学，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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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经》不传，但《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其内容似尚可为继。其它“五经”的现存文本，虽中经秦火，又不免有汉儒的增窜，很难说与孔子手订旧稿为同一物(孔子所删订主要是诗、书、礼、乐)。但“六艺”文献的原真性质和原典精神，终无可疑。


　　汉郑康成尝撰有《六艺论》，今已不得其全，唯《经解》郑注尚称典要。孔子解“六艺”，其为教亦有得失之论，认为如理解过于浮面，就会导致《诗》失于愚，《书》失于诬，《乐》失于奢，《易》失于贼，《礼》失于烦，《春秋》失于乱。实际上，这种“六艺”偏失的情况，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解决的办法，是使自己的理解能够深达其义，不可浅尝辄止。


　　至于“六艺”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发生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有如下的概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说的虽然是“六艺”的精神品性，同时也是生之为人所必具的各种修养和品德。


　　换言之，“温柔敦厚”是人的品性，“疏通知远”是人的学识，“广博易良”是人的和乐，“薭静精微”是人的玄思，“恭俭庄敬”是人的礼敬，“属辞比事”是人的正见。这样就可以使“六艺之教”的濡染结果，变成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薭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礼记正义》卷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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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天下篇》解“六艺”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述孔、庄两家对“六艺”的解释，简明而得其宗趣。


　　马一浮还说:“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故孔子之言是以人说，庄子之言是以道说。《论语》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即六艺之道，人即六艺之人。”(《泰和会语》)从今天的角度言之，我们作为现代人，尽管为各种闻见的知识所包围，可是我们的精神血脉里亦不可没有“六艺之道”。而虽为现代人，又何妨也是受过“六艺”熏陶的“六艺之人”。所谓“六艺之人”，就是人的自性和“六艺之道”融而为一。长期受“六艺”熏陶濡染，可以使“六艺之道”回归人的性自体。因此在马先生看来，“六艺之教”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当然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他提倡六艺之学、六艺之教、六艺之道，无异于寻找到一条既连接古今又能够沟通中西的对话途径，此不仅我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全球精神伦理的需要。马先生是鉴于对“六艺”精神脉理的研几深微，向国人和世人发出的一种现实的期许。


　　故所谓国学者，乃是“六艺之学”也，经典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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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鉴于此，我主张我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应正式设置国学的课程。　　2006年，我在《论国学》长文中曾提出，应在小学正式开设国学课。后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国际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的函示，他认为不仅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都可以设置国学的课程。他信中与此一设想有关的一段是这样写的:尊文《论国学》中“一点设想”，建议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六艺为主。读来叫我又惊恐，又欢喜。此是文化教育绝大事情。此涉及为“价值教育”(或“伦理教育”)在今日(中西均然)垄断的“知识学”外寻求一位置，也是在今日学校(特别是大学)的课程中寻求一位置。我最欣赏尊文所说“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面，都有我们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之奠基，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一段话。鄙意与尊见略有不同者，以为学校应不限于小学，中学、大学或更重要。国学内容则以《四书》(尤其是《论语》、《孟子》)为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此信写于2008年3月8日，是他收到我寄呈的《论国学》一书之后，写来的回示。


　　我完全赞同耀基先生的高见。的确不应限于小学，中学、大学也许更为重要。而且他把此议提升到教育学的学理层面，认为此举是在垄断的“知识学”外，为“价值教育”或“伦理教育”寻觅一席之地。


　　我之初意，不过冀图在未来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中注入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俾便日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身上都带有中华文化的识别符号，经耀基先生这样一讲，其理据更加充分，而且还有教育之学理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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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要之其神韵典要具在《六经》。也就是马一浮先生所说的“六艺”。马一浮说: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惟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惟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及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卷，页23)


　　因此，如果现在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设“国学科”而施“六艺之教”，窃以为可行。问题是如何化难为易，编订出合适的教材。原则应该是简而不繁，由浅入深，以选本以白文为主，然后渐及于注。


　　所深者理也，所繁者文也。入手还是通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而尤其以《语》、《孟》为取径，更为便捷。盖《四书》既是《六经》的引桥，又是将《六经》化难为易的范本。因孔、孟所论，均不出“六艺”之范围。二程子就曾说过:“於《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二程集》下册，页1204)所以，小学应以诵念《四书》为主，初中巩固《四书》，同时初涉《六经》简选本，使诵念和讲解适当结合。高中《四书》、《六经》之外，应兼及庄老诸子。都是简读、选读，并不复杂，也无需花太多的时间。大学一二年级可稍稍接触经解，顺便寻览学术史的流变，包括宋明儒的著作，老庄佛学的代表著作，及前四史等。科目都叫“国学”，也都是选读选学，简读简学，轻松地读轻松地学。并非要花很多时间，更不是要“皓首穷经”，且以不影响其它学科和现代知识的吸取为条件。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宜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


　　苟能如此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潜移默化，长期熏习，则中国文化的源头经典、固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的精神义理、古贤往圣的德传血脉，就和当代人不期然地连接起来了。
　　显然这是教育部门应该及早做起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