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佛教之我见

淡-然

佛教一般按传播地区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据斯里兰卡《岛史》、《大史》等史籍的记载，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阿育王曾遣使团赴兰卡、金地（今缅甸、泰国）等地弘扬佛教。
如今，南传佛教地区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云南的傣族地区等。南传佛教往往被中国等北传地区称之为“小乘”，这一称谓在南传区域的佛教徒看来有贬蔑的意思。
他们愿自称“上座部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一般被认为更接近原始佛教，其佛教典籍用巴利语记载保留了下来，称之为“巴利文献”，有别于北传佛教典籍的“梵语文献”。
　　
在中国，人们一般认为佛教是佛陀创立的宗教，佛陀（佛）即是释迦牟尼佛。中国人一般也认为佛是一种神，认为佛教中的“菩萨”、“罗汉”也是神；认为佛陀与天主教等宗教所信奉的上帝一样是超自然的神，有创造世界和主宰世界的能力，能操纵人类的命运。
人们只有敬奉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的恩赐，否则就有打入地狱等恶果。“宗教”一词，按《辞源》的注释，其定义是“现泛称对神道的信仰为宗教”。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当然是一种“对神道的信仰”。至于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一般都认为属于唯心主义，受到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批判。
　　　
斯里兰卡是世界著名佛教国家之一，占其人口７０％的僧伽罗人几乎都信奉佛教。僧伽罗语与巴利语和梵语同属印度语支，发音、词汇和语法相当接近。笔者是一名僧伽罗语教员。自１９５９年以来一直从事僧伽罗语工作，曾四次赴斯里兰卡工作，前后达十来年之久。现将自己在斯里兰卡耳闻目睹的一些有关佛教的事实和看法写来供对此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并寻求批评和指正。
　　　
佛陀其人：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宗教词典》对“佛陀”一词的注释是：梵文Buddha的音译，简称“佛”，亦译“佛驮”、“浮陀”、“浮屠”、“浮图”等，意译“觉者”、“知者”、“觉”。
“佛陀”一词在僧伽罗语中，其音和义同梵语及巴利语中相应的词几乎完全一样。因此“佛”对僧伽罗人来说并不象对中国人那样显得深奥、神秘。僧伽罗人即使不是学者，平民百姓也都知道佛陀、菩萨、罗汉并不是“神”。《宗教词典》关于“佛陀”的注释中还说“小乘讲的‘佛’一般是用作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大乘除指释迦牟尼外，还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
在斯里兰卡讲的“佛”并不单指释迦牟尼，也是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佛陀”一词在僧伽罗语中同梵语和巴利语中的相应词一样并非尊称。“释迦牟尼”一词倒是尊称，在僧伽罗语中其音和义同梵语或巴利语中的相应词也是一致的；僧伽罗人知道其意是释迦族的一位圣贤（读音为“牟尼”）。
　　　
关于“释迦牟尼”，《宗教词典》注释为“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还有其生平的简介。在斯里兰卡，尤其在僧伽罗族人中，几乎老少皆知悉达多王子的生平及其成佛的事迹：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在古印度北部（今尼泊尔南部）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诞生了一名王子，叫乔答摩·悉达多。悉达多王子在２９岁那年抛弃舒适的宫廷生活，出家修行。
开始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附近（属今印度比哈尔邦）跟两名“数论”先驱者学习禅定，后在恒河流域游方苦行六年。 在３５岁那年悉达多王子在尼连禅河畔菩提伽耶（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附近）的一棵毕波罗树（后因此被称为菩提树）下静坐思索，终于悟道成佛。
从此以后，他一直在摩揭陀、拘萨罗等国（今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一带）弘法传教。先后受到摩揭多国王频婆沙罗和拘萨罗国王波斯匿的皈依。８０岁时于拘尸那迦（现印度北方邦哥拉克浦尔区的克锡亚）逝世（按佛教说法为“涅槃”）。从这一生平简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在僧伽罗族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位历史上的伟人而已，并非什么“神”。
　　
这里更值得引证一下斯里兰卡两位饱学高僧瓦尔包拉·罗侯罗（Walpola Rahula）和那罗陀（Narada）的论述。罗侯罗法师于１９５８年在巴黎用英语编写了一本名叫What the Buddha Taught的著作，于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又在法国和瑞士分别出版了法语译本和德语译本。美国华裔学者顾法严先生译成汉语出版，书名译成《佛陀的启示》。
该译本的序称该书“实是最好的一部‘小乘佛学导论’了。”六十年代斯里兰卡学者李拉拉特纳博士又将该书译成僧伽罗语出版。罗侯罗法师在该译本的前言中确认该译本翻译的很好，符合其原意。该书的僧语译名译成汉语为《佛陀说的法》，可简译成《佛法》。笔者仔细地比较了英、汉、僧三种版本，很可能由于僧伽罗语更接近当年释迦牟尼用来说法的巴利语，僧伽罗语译文更准确地传达了释氏的原意。
那罗陀大长老于１９７３年用英语编写并出版了一本名叫The Buddha and His Teachings的巨著。该书的第二部名为The Dhamma（巴利语词的音译），用的英译名是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我国青年法师圆慈留学斯里兰卡时将该书第二部的第十五章译成汉语，发表在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编印、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佛学文集》上。
圆慈法师将该第二部名汉译成“达摩－－佛陀的教导”。本文在叙述中将从这两本书作一些引证，有些叙述和引证又涉及一些基本概念，所以笔者在此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本书及其译本的情况，在叙述时也斟酌各种版本，用词力求准确表达原意。
　　
罗侯罗法师在《佛法》一书中，开门见山在第一章第一段就明确地叙述了“佛陀”是谁。现根据僧伽罗语译本译出如下：“按公认的宗教概念，能否把佛陀说成是一位宗教创始者，很值得怀疑。但是，如果把佛陀算作这一类人来看待的话，应该说他是唯一宣称自己仅仅是一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宗教创始者。
其他宗教的教主，或以大自在天（译注：相当于‘上帝’）自居，或自翎为神灵或他们的化身，或自命受了神的感召和差遣。佛陀从不自称曾受任何神灵或任何外部力量的感召或差遣。佛陀宣称他自己是靠人的智慧成佛的，只有人才能成佛。
任何人都有成佛的能力，需要的是敬业、决心、虔诚、智慧等品德。罗侯罗法师说；“按照佛法，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自己的主宰。没有什么神灵或力量可以决定人的命运。”为了说明这一点，罗侯罗法师在此引证了巴利语《法句经》第十二章第四节中佛的这一教诲：
“人应自作皈依，别的还有谁可以作他的皈依呢？”法师还引证了巴利语《长部经》第二集《大般涅槃经》中佛陀对其弟子们的训诫：“要自作皈依，不要向任何人求皈依”。法师接着又引证了巴利语《法句经》第二十章第四节中佛的另一训诫：“你们的事要你们自己去做，如来只给你们指明了道路。”　
如来，汉语意译。罗侯罗法师对此的注是：“巴利语中tathagata一词的字义是‘来到真谛者’，即‘发现真谛者’。佛陀自称或称他佛时，常用此词。那罗陀大长老在《佛陀和佛法》一书中也有这一类的叙述。这里仅从其第二部作一些引证：
“不象其他大多数宗教那样，佛教里不存在一个万能的上帝，让人顺从、畏惧。佛教否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种超自然力量在人们的心中成了一个万能者，或一个没有缘起的力量。佛教里没有神的显灵，也没有神的使者，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因此，佛教徒不听命于任何一种掌管其命运、对他实行专横奖惩在他之上的超自然力量。”
“佛教徒认为单靠皈依或信仰佛陀并不能获得清净。甚至任何佛陀也无力涤除他人的不净。严格说来，任何人都不能使他人清净或玷污。佛陀，作为老师，是有所帮助；但是我们的清净只能靠我们自己。佛陀在《法句经》中说：‘恶实由己作，污染亦由己；由己不作恶，清净亦由己。净不净依己，他何能净他。’”
“还必须提到的是佛教里不讲请愿或祈祷。无论一个人怎样祈祷佛陀，他也不能因此而得救。佛陀不会也不能施于那些向他祈祷的人以世俗的偏爱。佛教徒不应该靠祈祷来得救，而应该靠自己，靠自身的努力去获得解脱和清净。佛陀规劝其弟子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要自力更生，他说：‘汝当自努力，如来唯说者。’”
　　
从上述的简短的引证中，读者不难看出，就是在斯里兰卡佛教高僧的心目中，佛陀也并不是“创世主”、“救世主”、“万能的神”，而是一名“觉者”——“发现了真谛的人”。
斯里兰卡的佛教僧侣：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国家，除了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聚居的东、北两省外，佛教寺庙可以说遍及全国各地，就连很偏僻的农村也可找到一所佛教寺庙。那里的寺庙建筑一般很简朴，富丽堂皇的极少。
每座寺庙一般只有一所佛堂、一座佛塔和一所僧房，有的还有一个讲经堂。佛堂内一般只供一座佛像，不供菩萨、罗汉等像，也没有什么地狱的布局。兰卡佛教徒去寺庙一般在佛像和佛塔前供花或点燃小油灯。
如那罗陀大长老在《佛陀和佛法》一书中所述，向佛陀祈祷并不能获得世俗的偏爱。该长老还说“佛教徒拜佛，并不期待世俗的或心灵的偏爱，只是向代表佛陀的像表示敬仰。他们不是向偶像而是向佛陀供花供香。”佛教徒常在月圆节去寺庙拜佛守戒，听僧侣念经讲法，也进行斋僧。这一切仪式在中国人看来都很简朴，没有一点神秘、神圣、敬畏等感觉。
　　
斯里兰卡的一些佛教寺庙或高僧还建立佛学院，供青年僧人学习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佛法等，有的也有少数在家的年轻人就学。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斯里兰卡的民族文化、语言、教育和佛教活动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这些佛学院又如中流砥柱，为捍卫民族文化、语言、教育和佛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智增佛学院和智严佛学院。这两座佛学院在复兴兰卡的民族文化、语言、教育和佛教的近、现代史上确是两盏明灯。为了肯定其贡献，独立后不久兰卡政府曾一度把这两佛学院提升为正式的综合性大学。
智严大学后又改名为凯拉尼亚大学，现任校长就是前面提到的罗侯罗法师。笔者曾在《亚非》１９９４年第一期发表文章介绍过智严佛学院，读者读后会对这类佛学院的性质和作用有进一步的了解。兰卡的佛教寺庙和佛学院不少在星期日还举办“法校”，也称“星期日学校”。周围的青少年星期日一般都来这种法校学习佛法。
实际上是讲一些佛陀的教诲或佛陀生平的故事，给学生一些行为举止的教育，被视为学生德育教育的一部分。结业时还举行仪式，发给证书和奖品。学生的家长和亲友及周围的居民也来参加，还邀请一些知名人士来讲话、发奖。笔者在驻斯使馆工作期间曾多次同大使、参赞等参加过这种法校的结业仪式，把他们的讲话译成僧伽罗语，很受欢迎，促进了中斯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
　　　
兰卡的佛教僧侣不但不脱离社会，而是历来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之中，可以说“和人民打成一片”，并且积极参与社会的重大活动。历史上不少僧伽罗族国王的国师都是佛教高僧，他们往往了解民心，为治国献计献策。１８１５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攻占了兰卡的高原地区后与兰卡最后的康堤王朝签约，使整个兰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侵略者在康堤升起了英国国旗。在这严重民族危机时刻，面对全副武装的强大的敌人，一位名叫瓦里亚波拉·苏门卡拉的佛教法师毅然扯下那面英国国旗，并为此饮弹牺牲。在这之后，兰卡高原地区发生多次反英暴动，一些佛教僧侣也参与了领导。在英国统治的后期，有一名叫马亨达的佛教诗僧写了大量僧伽罗语诗歌，唤醒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
他的诗篇在兰卡几乎家喻户晓，不少的人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斯里兰卡同在亚洲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的GC。１９４６年兰卡出现了两个新词汇：“政治和尚”和“和尚政治”。
笔者在前面提到介绍智严佛学院的一文中对此有所叙述。这场由智严佛学院长老们领导的所谓“和尚政治”运动，如大海的汹涌波涛迅猛地发展到兰卡全国各地，给亲西方的右翼势力以沉重的打击。１９５６年大选，班达拉奈克领导的人民联合阵线获胜，上台执政，开始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当时叫锡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一名佛教法师，叫萨拉兰卡拉（Saralankara）。
这位法师长期为发展兰卡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及外交关系奔走工作，为此荣获列宁和平奖。智严佛学院西伐里等法师大力支持斯中友谊的发展，与中国积极开展佛学及其他交流活动。每逢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一些长老都要在报刊上发表讲话或文章，施展他们的影响。就是在各个农村的寺庙的主持，对当地的生活也有指导性的影响。
　　
兰卡佛教僧侣历来好学。笔者在凯拉尼亚大学教授汉语期间看到大量的青年僧侣在该大学学习，有些僧侣还选修汉语。有史以来，不少佛教高僧学识渊博，不但精通僧伽罗语，还精通巴利语和梵语。不少近、现代高僧还精通英语。在兰卡历史上，在当今，不少高僧不但对佛学有深刻的研究，而且还从事其他学问的研究，成绩颇丰，不少还著书立说，留下巨著供后人学习。
被誉为兰卡历史巨著的《大史》是六世纪摩哈那摩长老编写的；而且是用巴利语韵文写的诗史，文笔优美，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被推崇为僧伽罗语语法经典之作的《结论集》，是一位署名巴蒂拉甲佛学院主持的高僧在公元十三世纪用巴利语韵文编写的。该书被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僧伽罗语形成的标志。
高德王朝（１４１２－１５５１）被称为斯里兰卡文学史上的信使诗时代，最为著名的《鸽子信使诗》和《燕雀信使诗》是斯里·罗侯罗长老写的。僧伽罗语词典中迄今最有权威的是苏门格拉法师编篡的大词典。佛陀达塔长老所写的著作达百种以上，他用英语编写的巴利语教材通用于世界各地。智严佛学院的贝勒涅吉蒂法师，历任僧伽罗语和巴利语教授及语言系主任。１９４０年该法师所著的《文学与社会》一书问世，这是兰卡历史上第一次出版这类学术论著，开创了兰卡的文学评论。
该佛学院的西里·西伐里法师曾任佛教文化教授和佛学系主任，著有《佛教世界》、《佛教文化》、《人类文化》、《心理学》、《教育与人生》、《进步作品选》、《生活艺术》、《写作艺术》、《思维艺术》、《教育艺术》、《交友艺术》等专著和两本短篇小说集《遗嘱》和《我的舅舅》。其中一些短篇小说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书名为《西里西伐里短篇小说集》。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兰卡已故总理班达拉奈克墓后树立的五根巨大的石柱。这五根石柱象征着班达拉奈克先生认为应该依靠的五大社会力量：佛教僧侣，教员，传统医生，工人和农民。结合前面所述，读者一定能更进一步理解佛教僧侣在兰卡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佛教是宗教吗？”不少读者会感到奇怪：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细心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这一问题是在引号里的。这个问题是那罗陀大长老所写的《佛陀和佛法》一书的第二部第十五章第三节的小标题。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佛教”一词，在英语中用的是Buddhism。ism是一后缀，其义在汉语中常译成“主义”。Buddhism可以理解并译成“佛陀的教义”、“佛陀的学说”等等。那罗陀大长老在该章的末尾论证了这一用词。他说：“Buddhism一词，在巴利语原文中用的词是Dhamma。其字面的意思是‘高举者’、‘支撑物’，（护持人们实践其原则并不落恶道）。”
“达摩（笔者注：Dhamma的音译。）就是真实，就是真谛。”达摩一词，其相应的梵语词是Dharma，汉语意译成“法”。僧伽罗语中这两个梵、巴词都使用，用现代话说就是“法则”、“规律”，或者就是“学说”的意思。因此笔者认为达摩实质上就是佛陀的学说，或关于成佛的学说。像以往一样可以译成“佛法”，也可译成“佛陀的教导”等。
这里还要提一下罗侯罗法师那本书的译名，译成“佛陀的启示”就不太附合原意，僧伽罗语译名《佛法》就很准确。“佛教”一词不知原先是否就有“佛的教义”的意思，现在一般都理解为“佛陀的宗教”。这与英语中的Buddhism和巴利语中的Dhamma就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佛教是宗教吗？”的问题，那罗陀大长老开门见山就答复说：“严格说来，佛教不是常识中的宗教，因为它既不是‘信仰和礼拜的体系’，也不归顺于任何一个超自然的神。佛教不要求其信徒盲目的信仰。盲目的信仰在佛教中没有什么地位，代之的是‘知的基础上的信心’”。罗侯罗法师在《佛法》一书一开头，就对佛陀是否是宗教创始人表示怀疑。笔者在“佛陀其人”一节中的引证和叙述也包含了这方面的论证。
　  
在巴利文献《增支部》第一卷，记载了佛陀有一次在乔萨罗国一个叫盖萨子的小镇去访问。当地的迦拉玛人问佛陀：许多行者和梵志来说法，总是赞颂自己的学说，否定别人的学说；他们该如何识别真伪呢？佛陀给他们教诫中的一条就是“不要认为那行者是我们所尊敬的就接受他所说的一切，因此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佛陀在《聚智经》更明确地指出“你们应该像智者（在一块试金石上）用燃烧、切割和摩擦的方法检验金子那样检验我的讲话，不要仅仅出自于对我的尊重而接受我的讲话，要在检验之后决定接受与否。”正因为如此，那罗陀长老指出“一个佛教徒不是任何一本书或任何一个人的奴隶。”“自然地，佛教徒视佛陀为他们的权威，但佛陀自己却扬弃一切权威。”“佛陀敦促其弟子去寻求真谛，但规劝他们不要仅仅因为即使出自于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去追随他的劝说。”
　　　
罗侯罗法师在《佛法》一书中也有多次相同的论述和引证。在巴利文献《中部》第４７经中记载有：“佛陀说弟子甚至应该审视如来，这样才能得知他们的师尊是否是真佛还是假佛。”罗侯罗法师指出：“几乎所有的宗教的基础是虔诚，盲目的虔诚。但是在佛法里，重点却只放在见和了解上，而不放在虔诚或相信上。”
“佛法（在巴利语中）被形容为ehipassika，就是请你自己‘来看’，而不是‘来信’。”“据巴利文献《杂部》Nikaya载，佛陀在谈到他自己成佛时说‘眼睛生出来了，才智生出来了，智慧生出来了，学识生出来了，光明生出来了。’这里处处提到的是通过才智看到了，而不是通过虔诚相信了。”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有一个叫“佛学和巴利语研究生院”。我国圆慈、广兴、净因、学愚、建华等青年法师，曾在该研究生院院长卡卢纳达萨教授等导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笔者曾和他们研讨过他们所学的教材，阅读过他们的笔记和论文。
该研究生院的教学和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兰卡对佛教的认识。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非常重视佛陀的原话，及有关巴利语用词的推敲和正确的理解，也注意当时的社会条件的研究，不是孤立、片面地研究佛学。现结合本人的看法简述于后。
　
公元前二千年，雅利安人从波斯一带向东移居古印度西北部。在成书约于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的四大吠陀本集中，记载了印度雅利安人崇拜种种神化了的自然力和祖先、英雄人物等，如天神筏楼拿、太阳神苏利耶、雷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等。
这些神在当时是互不从属的，各自独立的。同时也出现了灵魂的观念。在后期吠陀中，已有向一神教发展的趋向，出现了很多抽象神，如造一切神、祈祷主神（Brahmanaspati）、原人（Purusa）等。
《奥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什么是一（神），诗人们给许多（神）一个名称而已。”到公元前七世纪，形成了后人称之为“婆罗门教”的宗教。婆罗门教以《吠陀》和梵书（Brahamana）为其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并认为他们是三相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
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把人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个种姓，并另有“贱民”；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认为人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灵魂，躯体死后灵魂可以转世；主张苦行，认为奉行婆罗门教义达到“梵我同一”即可使人解脱。
　　　
该研究生院讲婆罗门教在印度雅利安人中产生和发展的这一概述，就讲明了产生佛陀的学说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条件的背景。婆罗门教，作为在印度雅利安人“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与印度雅利安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着联系，后者甚至“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
当时印度雅利安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表现就是人们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四个种姓，并另有“贱民”；其中婆罗门在婆罗门教中视为至上。显然当时社会生产力很落后，靠天吃饭，对大自然不甚了解。婆罗门作为祭司是唯一“通天”的阶层，他们就创造了婆罗门教来维持和巩固其利益和地位。
　  
“婆罗门”这一词在梵语中用罗马拼音为Brahmana，婆罗门教的重要经典，汉语译为“梵书”，在梵语中也为Brahamana。他们所信奉的三相神之一的“梵天”在梵语中为Brahma或Brahman，认为世界万物（包括神和人）都是他创造的。婆罗门教中抽象出来的“梵”，
在梵语中也就是Brahma或Brahman；认为它既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也是修行解脱后的最高境界，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的、无差别的、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婆罗门被说成是从梵天的口中诞生的，当然他们的职责是宣扬梵天的教义并用祭祀同梵天沟通。记载梵天教义的书就被称为“梵书”。
汉译“梵语”一词在梵语中为Samskrt，其意思是在吠陀语基础上进一步精加工后成的语言，区别于当时流行于一般人民中间的各种“俗语”（Prakrt）。梵语当然艰深难懂，也难以掌握，往往仅为当时的极少数“学者”即婆罗门及其他一些上层人物所掌握；而且往往用在祭祀等宗教活动中，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语言，也可能出自这一原因，被汉译成“梵语”。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即悉达多王子的时代，印度雅利安人社会的生产力显然有了提高：据佛教文献记载，在当时印度的北部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王国就有十二个（其中包括摩揭陀、阿槃底、梵萨等），不包括迦毗罗卫等小国。当时刹帝利和吠舍两种姓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提高。
他们不满足于婆罗门所宣扬的“梵”这一最高境界，因为“梵”的意思是“清净”、“寂静”或“离欲”等，妨碍他们变革现状等的要求。他们对梵天的绝对权威和信奉也有了动摇。兰卡“佛学和巴利语研究生院”讲佛学产生时，就特别指出在当时古印度的大地上涌现出数以百计的不同的学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归结起来，主要是婆罗门的守旧思潮和非婆罗门出身的沙门（道人）的革新思潮。后者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悉达多王子。悉达多王子在出家学道、游方、苦行六年之后在菩提树下静坐思索，终于“悟道成佛”，这显然是悉达多了解、学习、探索、思考人生、社会乃至于宇宙的过程，终于有所悟。
他成佛后，进行了４５年的游说传教活动，其基本教义在巴利语中称为 Dhamma，汉译“法”。“佛法”就是悉达多的学说。按该研究生院的讲述，“佛学”的基本教义就是反对婆罗门的基本教义，其核心就是反对婆罗门教的核心——梵我概念。
根据婆罗门教的教义，“梵”既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也是修行解脱后的最高境界，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的、无差别的、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而“我”来自于“梵”，存在于“众生”的个体之中，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当个体死亡后根据创世主的决定“上天”或“入地狱”。
“我”根据婆罗门教修行，亲证与“梵”“合一”，即达到解脱后的最高境界——“梵”。这里的“梵”相当于后来各种宗教所宣扬的各种“创世主”，这里的“我”相当于“灵魂”。罗侯罗法师在“佛法”一书的第六章“无我论”中明确指出“在成佛后的第五周佛陀曾自思：‘我已理解此法，而此法是反潮流的。’”　
罗侯罗法师对此在该章里作了详尽的论述，其结论是“根据佛法，上帝和灵魂的信念是虚妄不实的。”兰卡佛学和巴利语研究生院的卡卢纳达萨教授，在讲“无我论”时也同样明确地指出：“在我们身上或身外，不存在我们称为‘自我’、‘灵魂’等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一切都无常。”
　  
因此，“佛法”在兰卡的理解和中国对“佛教”的理解在其本质上差别很大：兰卡认为“佛法”是否定恩格斯认为构成宗教的一些基本要素的，如：灵魂，灵魂不死，“世界是神创造的”创世说等。
佛法的基本教义：据兰卡僧俗学者研究，佛陀宣讲佛法不使用婆罗门所用的梵语，而用摩揭陀俗语，后因此被称为巴利语。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一文中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允许利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语言摩揭陀语神圣化，使它升为经堂语而定于一尊，它允许比丘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佛教教义。”
在悉达多王子在世和去世后的几百年里，佛法是用口头传授的方式传播和保留下来的。公元前一世纪，兰卡五百比丘在兰卡中部现马德雷附近的阿卢寺举行大结集，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把全部三藏经及各类注疏刻写、记录在贝叶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巴利语文献。
兰卡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自公元前三世纪佛法传入兰卡以来对佛法和巴利语深入研究的结晶，也是有关佛法的一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研究。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说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其创始人所叙述论点的正确理解。从那以后，兰卡僧俗学者对佛法的研究一般都以这一巴利语文献为依据，而且他们的研究及世界各地不少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巴利语文献的准确性。
　
佛法所叙述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哲学、宗教、心理、伦理、道德等等，其教义也相当艰深难懂。笔者在此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兰卡僧俗学者对佛法基本教义的一些重要的论述。
1） 四谛：苦谛，集谛（苦的产生），灭谛（苦的解脱）和道谛（苦的解脱之道）。兰卡僧俗学者认为四谛是佛法的精华。佛陀在其第一次说法时就简要地讲了这四谛，后又多次详尽地解释过这四谛。兰卡学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四谛必须对“苦”这一词要有正确的认识。
佛陀讲“苦”不仅仅指一般人认为的“苦难”、“痛苦”、“苦恼”等的含义，“它表达了佛陀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含有深刻的哲学意义。”（罗侯罗：《佛法》）他们认为简单地理解这“苦”，就会片面地认为佛法是悲观主义的，错误地认为佛陀否认人生有乐趣。实际上佛陀也承认居士和比丘都可以有各种物质和精神的乐趣。佛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的“乐”都要向“苦”转化，而这“转化”（即“无常”）本身就是“苦”。从这一简要的论述中，读者可能对其中的哲理也会有所体会了。
２）无我论：在讲佛法产生时，前面已讲到了无我论。悉达多悟道后称婆罗门教为“有我论”。据《中部》《阿拉格杜巴玛经》载，悉达多在向众僧讲经时曾说：“有人说信奉有我论的人就不再有苦恼和麻烦，但我没见过这样的‘有我论’。”他接着又说：“众僧们，作为真谛，作为现实，不存在什么‘我’。但有人却传播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世界就是我，我死后就成为这样的我：不生不灭，没有变化，无所不在，永恒常驻。这难道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纯粹的无稽之谈吗？”
　　
兰卡的僧俗学者一般都认为“无我论”正是佛法的核心，针锋相对地反对婆罗门教的核心——“有我论”，即其梵我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悉达多王子悟道成佛后所传播的“学说”的核心，就是不承认“上帝”和“灵魂”的存在，认为什么“灵魂不灭”、“上帝创造世界”等学说是荒谬的。
　　
罗侯罗法师所著的《佛法》的第六章的题目就是“无我论”，该章详尽而精辟地论述了佛陀的“无我论”，很值得大家仔细阅读、研究。卡卢纳达萨教授于１９８７年在日本一大学作过一次学术报告，专门论述了佛法的“无我论”对于人类宗教和思想意识的卓越贡献。
　　
读了这些论述，笔者不禁想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几句话：“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
　　　
卡卢纳达萨教授在１９６７年编写出版了一本英语巨著《佛法对物质的分析》。该教授仔细地研究了巴利语文献各部中有关的论述及其他有关的著作，精辟地论证了佛法对物质的正确分析。这里仅引证该书第九章结论篇的两段论述供读者研究时参考：
“如果我们以巴利语文献各部为基础，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佛法是讲现实的。没有任何一处明确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一处肯定地说这一世界是心造的，或这一世界仅仅是主观意识的投影。各部的文本清楚地表示，佛法承认物质和外部世界是超意识地存在着的。
在前前后后整个论述中，人们所接触到的语言全都是现实主义的语言。佛陀的整个实际的教义是以实现涅槃为其最终目的的，但这也是以承认外部世界及有意识的众生是生活在这外部世界为基础的。
　
任何个体一出生，外部世界就对那个体产生作用，从个体内部引起感觉，从而导致爱和厌的想法，产生了满足激发起来的情感的欲望。这就是佛法主要感兴趣的问题。重要的是受者，人们看到个体经常不断地受到外界的作用。人们也看到，正是这一里里外外之间的接触引起了各种不安及与此相伴随的各种苦难。佛法寻求解释的正是这一境界，不是为解释而解释，而是为了结束一切苦难。作为一种哲学，佛法就在需要的地方开始了。”
３）缘起论：原文为patichcha  samuppada。有时也说成“因果论”。据《中部》和《杂部》载，佛陀曾说：“我已经教过你们了，比丘们啊！要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法中见缘起（因果）。”
　　
罗侯罗法师在《佛法》一书中对缘起论有这样一些精彩的论述：“根据缘起论，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互相没有联系、永恒不变的）。世上每一件事都是因缘和合的（有因才有果的），互相联系的，相对的。这就是佛法的相对论。”
“任何一件事都是缘起的（有因缘而生成的），都又是引起缘起的因缘。因此，这一切都是相对的，相互从属的，相互联结的；没有一件是绝对的，独立的。所以佛法不承认最初因。”
　  
正是这一缘起论，导致佛法反对“有我论”，不承认“上帝”、“灵魂”这些“最初因”的存在，导致佛法提出“无我论”。因此可以说缘起论是佛法的方法论。
　
讲到因果，我们中国人差不多都会想到这样几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不到；时机一到，统统要报。这几句话确实是佛法中关于缘起论的一种论述。
我们中国人对这几句话的一般印象是：有一个最高主宰，由他制定法律，君临众生，裁判是非，奖善惩恶。但是兰卡僧俗学者对此理解不一样。罗侯罗法师在《佛法》一书中强调指出：“善业得善果，恶业得恶果。不是任何人或力量对你的行为加以裁判后所施于你的奖惩，而是任何一个行为本身内含的法则。”这里强调的还是缘起论的要害：没有什么“上帝”一类的最高主宰。
４）无常：据《增支部》载，佛陀曾对梵志们说“人生就象一道山洪，没有一分一秒的停留，只是不断的流、流、流。”这是佛法的缘起论的必然结论，还是反对永恒的、没有变化的“梵”和“我”，反对那永恒不变的“上帝”和“灵魂”。
　　
如前所述，斯里兰卡所奉行的上座部佛教确实更接近原始佛教。在印度本土，龙树和提婆于公元一世纪创造了中观学派，开始形成大乘佛教。公元七世纪后，佛教义学逐步衰微，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混合成密教。
《南亚研究》曾刊登朱明忠的一篇文章，论述了佛教和印度教（即婆罗门教）的辩证关系，指出佛教从反婆罗门教开始，最后又回到了婆罗门教。这也再一次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刹帝利阶级的代表人物悉达多王子创立了佛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阶级逐步走向反面，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又去求助于婆罗门教。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两汉之间。留下来的文献大多是梵语文献。教义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一般认为，佛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发芽，其“功劳”应首推禅宗。范文澜老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此有一精辟的论断：“禅学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这就是佛教在中国的特色吧！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匡亚明老先生写的《孔子评传》。匡老先生说，朱熹一些人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联系悉达多王子的佛法的传播历史，人们是否也应该如此思考研究一番呢？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  僧伽罗语教研室  郑于中 　2007年6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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