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者下跪的总理段祺瑞 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香馨

（国人应该知道的真相）
说到段祺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独夫民贼的大军阀。因为鲁迅先生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的着名悼文，红旗下的几代中国人大概都耳熟能详。文中有言：“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难者之列。”讲的就是着名的“三一八惨案”。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４７人，伤２００多人，遂酿成。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当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殺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有段琪瑞颁布的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1926年3月18日，西城境内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现鲁迅中学）、中国大学、师大女附中、艺文中学（现28中）、志成中学（现35中）等校的师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游行集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 ‘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广场上与会民众群情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此起彼伏。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按预定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临时执政段祺瑞不仅对游行请愿队伍避而不见，还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本帖涉嫌刑事犯罪类广告，见者请第一时间联系管理员举报！对三千多名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年仅22岁的刘和珍当时剪了发辫，由于留短发的女生并不多，因此她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子弹从刘和珍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她对前来救护的同学说：“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这时，反动本帖涉嫌刑事犯罪类广告，见者请第一时间联系管理员举报！又用木棍猛打，致使刘和珍英勇牺牲。她的校友杨德群见她倒下，便不顾一切前来抢救，也被子弹击中，残忍的敌人又向她头部、胸部猛击两棍，致使她当场牺牲。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大为震惊，无不为段祺瑞执政府的兽行而发指。“三．一八”惨案是人类世界的大耻辱，就连当时帝国主义的报纸泰晤士报，也称之“兽性”的“惊人惨案”。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的烈士举行追悼会。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次后，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各大媒体也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补救，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看书、下棋，撰有《正道居集》、《正道居诗》。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当年北京的执政者段祺瑞，为自己的部下开枪杀害了学生郑重下跪。段当时认为这是应该的。现在看起来叫人有点惊异。因为后来没再有这样的事了。政治作为不论造成什么后果，无需歉疚、忏悔，更谈不到下跪了。为什么？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早预言了：暴力革命是“马上得天下”，而后是“马上治天下”，道德取向会大成问题，整个社会一定是道德滑坡（他的原话是：“只能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李大钊，早就担心阶级斗争要破坏人类社会的文明。
奇怪得失：当年北洋军阀治下的北京，是这样的氛围。1925年中山先生赴京，随行人员说：“北京快到了，你最好提前一站下车。”“为什么？”“北京市民一定万人空巷迎接，你可能受不了。”“那我更不能提前下车了。”北京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安排中山先生下榻于铁狮子胡同5号，和1号段祺瑞处比邻而居。那时北京不仅是民办报刊多，言论自由，而且政坛有了议会的框架，只是中山先生还不满意，认为议员应该是真正选的。这是中山先生在去世前和段的最后矛盾。

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曾捐资修建青岛湛山寺。任职时，派长子段宏业将班禅九世接到北京雍和宫，授予金印。

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本人利用。1月21日，在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下，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以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22日蒋介石通令所有少将以上的军官一齐到南京浦口车站迎接，蒋自己一身戎装，等候在下关码头，见到段祺瑞就上船敬礼，执弟子礼。1月24日段祺瑞移居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1487号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5月21日，段祺瑞等嘱旧属，制止华北冒名滋事者，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4年春，段祺瑞胃溃疡发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进医院，经医治暂愈。3月11日被推举为“时轮金刚法会”理事长。7月17日应蒋介石邀到庐山避暑，9月9日回沪后体质日衰，家人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但被他拒绝:“人可死，荤不可开。”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急送上海宏恩医院救治。
段祺瑞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八勿”。
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此嘱。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享年七十二岁。2日在医院病逝，3日行政院决议国葬段祺瑞，5日国民政府明令特予国葬注（8），按佛教礼仪大殓，于右任、张群、居正等军政要员前往致祭，上海下半旗致哀。11月11日灵柩运抵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白石桥附近。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段墓移到北郊清河镇。
1963年秋移葬于北京西郊香山附近万安公墓。
墓碑由章士钊题写：“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转自http://www.chinavegan.com/bbs/read-htm-tid-17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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