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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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金刚经》是一部登峰造极的内功心法，《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则是作家兼出版人郝明义花了二十年时间摸索《金刚经》的心得报告。
　　有郝明义对自己的回顾，四十岁生日才“赫然发现”自己是牡羊座的郝明义，“归座认命”，决定改变自己的个性，开始寻找驯服激进牡羊的法门。他慢慢发现，原来所有驯羊的动机、基础与方法，都在《金刚经》里头。
　　本书描绘他如何花了十多年时间和自己的“念头”挣扎，并且以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身份，说出他接触《金刚经》的经过与心得。郝先生挣扎了那么多年，看了那么多的书，走了那么多的路，又经历了那么多事，写出来的文字，除了个人经历，也是读书笔记。
　　这些隽永的文字，闪烁着睿智的光芒，给寻找人生方向的人们一股正面的力量！最后，关于几部经典如何交叉使用，乃至于破解《金刚经》这部内功秘籍的极致境界，作者也以诚恳而自省的笔触提供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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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一 迟来的牡羊


　献给在生命中寻找方向的人
　　到一九九六年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双鱼座。
　　双鱼座很有梦想，不太务实，挺有矛盾的性格，又有些直觉力等等，都能在我身上找到印证。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自己想成一条长着两只肥头大耳的双鱼。
　　何况，这条鱼一直还游得挺快乐的，又那么幸运。
　　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
　　在那个全台湾都在追求外销的年代，去应征工作，亮出台大国际贸易系的帽子，总会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实际去面谈的时候，对方看到你拄着一双拐杖，又总会叫你等候通知。
　　人要创造自己的命运嘛，所以我干脆和朋友一起开个贸易公司。
　　志气很大，但是写多少开发信也没人回，不到三个月就倒闭了。事后回顾，不知道和公司英文名字有没有关系。英文名字，当时直接从中文“盖亚企业”音译，称之为"Gay&Company"是也。
　　之后，我在一栋混杂着谋杀命案、黑道老大、小弟、赌徒、舞女、应召女郎的大厦里，混了大半年。
　　山穷水尽之际，听说去韩国客串跑单帮是条路子。带些台湾的药材回去，再换些毛毯和人参回来。算盘打的，没有一本万利也是一本三利。
　　但是任何工作都需要专业。跑单帮也是。想客串一把的我，偷鸡不着蚀把米。债上加债不说，连回台湾的路费都没了。
　　因为欠债不少，回台湾也没出路，在当时还叫作“汉城”的首尔流浪了一阵。走投无路，有人建议我不如在韩国留下来，去华侨中学当个老师。生活稳定，有了收入，再徐图还债。
　　这种建议听来很稳妥，但不是我要的。有点像是包了糖衣的毒药。走上这条路的话，当初又何必去台湾读书？
　　还好有一位真正专业跑单帮的先生，出了个主意。居住在韩国的华侨，有一种需要定时更新生效的暂时居留权。当时，如果放弃在韩国的居留权而回台定居的话，台湾有一个特许，可以多带一些东西通关，不必上税。
　　这位专家说，如果我放弃韩国的居留权，把这个通关特许让给他，他就回报我一张回台湾的机票。
　　我说，那好。
　　不知怎么，从小我就觉得“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中，有一种美感。
　　把自己认作是双鱼座的时候，觉得这都是爱好梦想的特质在作祟。
　　我就这样身无分文地回到台北。一位叫柳耀中的朋友接济我，在兴隆路跟一位二房东分租了一间屋子过了几个月。
　　当时在党外杂志《八十年代》上班的二房东，叫郑丽淑。她看我每天在家里和太阳对望不是办法，说长桥出版社的老板邓维桢常去他们公司，在找英文翻译，问我要不要试试。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成为长桥的特约翻译。再不久，他们有个编辑的位置出缺，我补进去，正式进入出版业。
　　长桥这第一个工作，给了我当一个编辑的完整基础训练。
　　尤其，借着邓维桢先生要我开发一个英文学习杂志的机会，我大量阅读了各种国外期刊，还去台大的研究图书馆读了整整十年的《时代》（TIME）周刊，把一篇篇值得参考的文章影印下来。
　　我不只从头学了一遍英文，后来做编辑的视觉美学思考，也和那段时间的吸收有关。
　　创立《世界地理杂志》的陈明达先生，找我去筹办一本科技刊物《2001》，使我第二个工作有了独立主持编辑部门，实际动手编一本杂志的历练。
　　在《2001》的时候遇见一个日本人，请教他为什么日本读书风气那么盛。他说日本没有资源。我说台湾也没有。他说哪里，你们稻米一年可以产三次呢。
　　他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很大。我体会到人不要妄自菲薄。原来一天可以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话，之后就更练习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了。
　　第三个工作，我去了《生产力》杂志。这原来是中国生产力中心几十年历史的内部刊物，石滋宜博士和副总经理万以宁，想要改版，面对市场。
　　黄明坚因为我当时失业，介绍我去应征，接下了试用三个月的改版任务。三个月后，石博士要我正式负责《生产力》杂志，不但要管编务，还要进一步为发行和广告业务负责。总之，当一个利润中心的主管，也可以说是负责一个有实无名的公司。
　　从《生产力》杂志开始，有些工作伙伴和我逐步建起长期的合作默契。
　　改版的《生产力》杂志，我瞄准中小企业，喊出“实战的经营智慧”，引起很多回响。有一天，《工商时报》副刊主任苏拾平打电话给我，说余范英发行人想认识我。
　　余小姐看了我一篇文章——《义气的朋友》，想见我。认识余小姐，开启了我人生新的一扇门。
　　一九八七年左右的台湾，事情真多。
　　解严。大家乐。股市从一千点开始起飞。报禁即将开放。
　　那是一个连皮肤都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震动的时候。
　　因为和余小姐有了虽然只是一面，但十分投缘的谈话，所以后来要离开《生产力》的时候，就想到打个电话给余小姐，问她是否可能介绍我见一下余纪忠先生。
　　余小姐一口就答应了。
　　一个天色阴暗的星期天早上，我去余纪忠先生家里见他。
　　我跟余先生说，我想编《时报新闻周刊》，相信自己可以给这本当时创刊有段时间的杂志，带来些新的面貌。
　　以前都是在传闻中听说余先生用人的魄力，那天亲身体会。余先生听我这初见的人说了半个来小时，立即同意，要我马上以副总编辑到任，再升我为总编辑。
　　后来，我以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为《时报新闻周刊》改版。
　　《时报新闻周刊》算是一种过渡。真正意义上，半年多之后，余先生要我去接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第四个工作。
　　和《生产力》杂志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我不只是负责一个有实无名的利润中心，而是一个有实有名，并且还有相当规模的公司。
　　一九八○年代末的台湾出版市场，正要设法和国际接轨。余先生充分支持，又有时报资源的后盾，接下来我有了各种尝试、开展的机会。
　　一个大学毕业后应征无门的人，花九年时间，前后经历四个逐阶育成及衔接的职位就来到这里，不能不说幸运。
　　幸运到我都没觉察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在时报工作近八年，到一九九六年快要离职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我不是双鱼座。我对星座没有研究。错当了那么久的双鱼，是因为把农历换算成阳历生日时候的一个错误造成的。
　　迟来总比没有好。那年三月底，台湾在庆祝李登辉当选第一届直选总统，我自己则在打包交接的时候，总算知道自己原来是个牡羊座。出生在“出版节”的牡羊座。
　　用牡羊座而不是双鱼座来回顾自己的路程，就更有迹可循了。
　　牡羊好奇。我相信管他什么风险，试一试总不会死。
　　牡羊前进。我可以连续两个月每天睡眠不到两个小时。
　　牡羊快速。我享受手起刀落，相信不拘小节。
　　牡羊乐观。我白天有什么烦恼，在出租车上打个盹就可以化掉一些；晚上有什么烦恼，睡个觉起来就好许多。
　　牡羊往前看。我不做重复自己的事。
　　在那个节骨眼上知道自己是牡羊，也感慨良多。
　　在时报近八年，我追求成长的幅度，也追求速度，一路把新书出书量增加了七倍，营业额拉高了大约六倍。
　　但正当我设定下个目标，要开始冲刺的时候，却陷入火线。因为我们投资成立的一个漫画连锁店倒闭，加上我支持的两家漫画中盘出现经营危机而大量退书等一连串因素，开启我被检讨的序幕。
　　各方意外的伏击与地雷也随之全开，交织成一片火网。
　　攻防战进行了几个月，最后因为火网之外荡进一枚意外的石子，结束了僵持的战局。骆驼背上会有最后一根草，战场上会有最后一颗石子。
　　我递上了辞呈，决定一个星期之内，就交接离任。
　　离任第二天，《EQ》正式上市，创了一个畅销书的纪录。
　　在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陆上动物，而不是水里动物的那前后，我在惊异混杂的心情中，逐渐多了一些体会。
　　好奇会杀死一只猫。原来也包括牡羊。
　　每天睡两小时没关系，但是一个星期有五天要天亮才回家，婚姻会出问题。
　　手起刀落，不小心会刀起手落。自己的手。
　　乐观，会昧于事实。
　　前瞻，会看不到脚下的陷阱。
　　低潮了两个星期之后，我决定不再检视自己的伤口。
　　向前行。
　　那时林强的歌还没出来，但已注定我将是这首歌最忠实的粉丝。
　　牡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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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黑户佛教徒


　人可以分四种。
　　第一种，是“无神论”。相信脚下踩的就是土地，头顶有的就是天空，别无其他。死后也就尘归尘，土归土，别无去处。
　　第二种，是“有神论”。相信天地之外，另有其他存在。有天堂，有地狱，有无上的主宰。因而会选择一种宗教信仰。
　　第三种，“非无神论”。没有宗教信仰，但相信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抬头三尺有神明”。
　　第四种，“非有神论”。以上皆非，也以上皆是。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庙就求，有神就拜。
　　三十三岁之前，我是个“非无神论”者。不进教堂，不进寺庙。但是我相信有个“上天”。只要我正正当当地做人，会得到适当的回报。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受着多重折磨。
　　工作为接手不久的时报出版公司的整顿而手忙脚乱。家庭为自己的疏于照料而另有苦恼。
　　此外，身体的腋下和大腿根部有湿疹，久医不愈。天热流汗，就要在痒痛交加中抓得皮破血流，于是恶性循环。那年夏天，为隐疾所苦，经常有生不如死之感。
　　有天一大早进办公室，却因为打开抽屉，看到一位作者慧心斋主送给我，随手扔在里面的小册子，人生从此改变了。
　　抽屉里躺着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是黄色的，上面印着一位手持净瓶的观世音菩萨，旁边写着“大悲咒”。我信手拿了起来，在安静无人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脑子昏沉沉的。接着虽然上班了，但是想再读一遍《大悲咒》的念头越来越强。下午四点刚过不久，我就溜班回家，一个人关在卧房里读了起来。
　　一遍两遍之后，我发现自己读的速度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快，快到无法控制自己舌头的地步。然后，我涕泗横流地大哭一场，听到孩子放学回家的声音，才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最奇妙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梳洗，发现一件极其意外，无法理解的事。湿疹黏液与破皮血水已经形成溃烂的腋下与大腿根部，竟然成为干燥一片的皮肤。好比说，前一天还是洪水泛滥的状态，第二天早上却成了退潮之后的一片干地。唯一可以证明这些部位确实有过问题的证据，是皮肤的颜色。原先溃烂部位现在是一片暗紫色，与周近皮肤形成强烈对比。
　　纠缠我经年的一个痛苦不堪的隐疾，就这样干干净净地，在隔夜之间消失了。
　　从没见过收音机的人，一下子看到收音机可以调整频道，听到一些新奇的声音，是会很惊喜的。
　　从没接触过宗教，一下子体会到宗教信仰带来一些神秘经历的人，也是如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太好奇了。
　　慧心斋主比我早些时候接触佛教。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所接触的各种佛教相关的人、事、地、物，几乎都是她帮我介绍的。
　　我忙碌地寻觅。更想体会一些神秘的经验。
　　牡羊座都是好奇的。不是吗？
　　我又有过几次印象很深刻的神秘经验。
　　除了《大悲咒》之外，我读的第二部佛经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简称《地藏经》）。
　　头一次读的那天，是农历七月。伴着无间地狱的种种场面，我读到地藏菩萨“将承佛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的表白，并向世尊做出承诺，“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白佛言：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
　　夜半寂然的灯下，我悄声一句句读着：“如是三白佛言：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
　　直可以感受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屋子里，身旁却另有静静聆听的存在。
　　宇宙，森然。
　　读《地藏经》，又让我和逝去的父母有一次接触的机会。
　　有一天，一位有“神通”的人士跟我说，我应该读《地藏经》回向给我逝去的母亲。说她一直放心不下我，跟随我多年，应该到让她离开的时候了。
　　我母亲是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去世的。初一的年纪已经不小，可我对她去世的回忆却一直很不清楚，很不真实。
　　我对她思念，要再过六年才觉醒过来。一九八九年的当时，还早。
　　不过，毕竟有一点是我记得的。一位去参加我母亲葬礼回来的叔叔，红着眼告诉我：我母亲的棺木要钉的时候，一直钉不进去。直到爸爸跟她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要她放心，钉子才钉了下去。
　　听了这位人士建议我读《地藏经》，我半信半疑地先是回了一句：那也很好啊，我也正好可以和我母亲多相处。
　　她说，阴阳相隔，终是两受干扰。接着她说了她看到的我母亲的衣着和鞋子的特征，不由得我不信。
　　我照她说的，回家去读了七遍《地藏经》回向给我当时去世二十年的母亲。
　　回向之后，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像是在一个晴朗的清明节的早上，去扫墓的路上被一阵轻轻的风吹过的心情。
　　第二天我主动想到，那也该读《地藏经》回向给我父亲。
　　我父亲是才一年多之前过世的，不用别人指点，我都知道他和我在一起。
　　我去韩国奔丧，整理了一些父亲的衣物带回台湾之后，一天独自在家里午休。半睡半醒之间，蒙眬中觉得有个人影飞快地掠进房间，才在床边一坐，已经没入我身。大约是一小团棉花的重量进入身体的感觉。这一下子吓得我跳了起来，立刻夺门而出。
　　但是在大门刚关上的剎那，我却直觉到那团棉花的重量，应该和我父亲有关。我父亲是不会害我的。所以我安慰着自己又开门进了家里。
　　有一部电影叫《灵魂的重量》（21Grams）。我没量过一小团棉花是否二十一公克。但那就是我感受到的灵魂的重量。
　　因为成长的过程里，和我父亲的心结多，又得以在他晚年重新亲近，所以当时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没有任何神秘经验的我，也直觉到那是父子之间的一种牵挂。这时，想到也读《地藏经》给他。
　　读完回向之后，比前晚的感受清晰多了。我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有一个无形的、类似影子的东西，慢慢地，一寸寸地，从我身体里横向移动出去。
　　我像是在和什么离别，又像是在掏空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由自己地放声痛哭。哭到声嘶力竭，突然不知由来地反手一掌拍在自己额头，才停止。
　　因为有许多神秘的经验，使我在刚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花了大量精神去探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以及，我如何才能具备更大的能力来探索这些神秘现象。
　　幸好这时我认识了洪启嵩。有一次我把自己的神秘经历说给他听，他提醒我，一个修行人不应该执着于神通之事。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敲醒。
　　大约同时，我读一部佛经，看到了一段。
　　佛陀的弟子之中，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目犍连神通之大，看到一只鸽子，就可以知道这只鸽子过去一千世的由来，也可以知道这只鸽子未来一千世的演化。
　　大家说目犍连的神通这么厉害，不知和佛陀的智慧如何相比。
　　佛陀回答说：把那只鸽子身上的一支羽毛切成一千段。以千分之一支羽毛去沾沾海水，沾到多少就是目犍连的神通所及。而佛陀的智慧，则是那整个大海。
　　这个故事让我彻底清醒过来。
　　学佛学佛，可不是去学那千分之一的羽毛。
　　很多人经常把科学没法解释的事情，都称之为“迷信”。但是长久以来，我也看到许多人越是不接受宇宙里存在一些目前还无从探测的能量，越会因为有人稍微展露一手和那些能量沟通的能力，就五体投地。像一个从来不相信收音机会接收无线电波的人，一旦给他听到收音机里当真可以传来一点声音，就把那个不过是转动了一下收音机调频钮的人，当成宇宙的创造者来膜拜了。
　　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有些对神秘经验的体会。那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从此对“神通”、“神秘经历”等免疫。此后，不论什么样的大师、高手，表演多么神奇的身手，我都不会为之所动。
　　每当看到人听到、看到什么大师指点了“前世”因果就敬若神明，我都会想到目犍连的故事。前后看得出总共两千世因果变化的目犍连，才相当于那千分之一的羽毛，摇头晃脑或故作神秘地谈一次“前世”的人，那是两百万分之一的羽毛所能沾到的海水吧。
　　我决定好好地从佛经中去认识佛法。
　　读了《地藏经》、《圆觉经》、《楞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等。
　　买了放在家里书架上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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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读西读之后，固然有些收获，但是更多的时候，感到自己像是进了玉米园里的那只熊。东折西折，也不知手上到底拿到了什么。
　　《金刚经》读过几遍，虽然觉得很好，但主要是感受到文字之美。对于经义的体会，实在谈不上。更多的是疑惑。譬如：怎么可能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珍宝布施，还比不上持诵这本经的四句偈？
　　这时我在禅宗皈依了惟觉老和尚。决定去万里的灵泉寺打个禅七。
　　禅七的意思，是要在七天的时间里克期取证，有些突破性的领悟。我在心中给自己头上绑了一条“必胜”的带子，上了山。
　　上山之前，从我读的佛经和一些理解中，已经体会到佛法会教我们打破一些执着，打破一些因为执着而起的分别心。
　　我掂量一下自己，觉得对金钱是最看得开的，所以打破对“贫富”的执着分别心，最不成问题。“贵贱”、“美丑”等等，也都还好。唯独“善恶”，我觉得打不破。
　　人之为人，异于禽兽，不就是因为我们有羞耻心，有一些价值观的坚持？那为什么要打破“善恶”？
　　“不思恶”倒也罢了，为什么也要“不思善”？
　　我本来挺为自己“嫉恶如仇”的个性为傲。如果没有了我对“善”的判断与坚持，那这又算什么个性？
　　《心经》里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记得当时虽然没法体会“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怎么回事，但起码可以接受有这种可能。但是对于“不垢不净”，我就没法理解。“不垢不净”，对我来说，类似“不善不恶”。我可以接受“不恶”，但接受不了“不善”，我也可以接受“不垢”，但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不净”。
　　《金刚经》里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善”也不能住？依善而生心，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我就带着这些疑问上了山。
　　打过禅七的人都知道，那七天有个过程。
　　前三天，通常都是找各种理由告诉自己，枯坐在这个禅堂里多么没有意义，不如赶快下山，把这时间用来做些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都在和要不要逃离，用什么借口逃离之类的念头挣扎。
　　熬到第四天还没放弃，多少总会认命，开始比较“务实”地静坐。
　　第五天，比较用得上工夫。
　　最后两天，有些心得，巩固或放大。
　　我也是这么个路程。
　　而我第一次禅七的心得之一，是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打破“善恶”的分别心，为什么连“善”也不要执着了。
　　那是在第四天。我刚刚用一万个理由劝说自己不要浪费生命，赶快下山，又好不容易抵抗过这些诱惑之后，有一炷香坐得比较好。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念头此起彼落，相衍相生。
　　这么说吧。第一个念头是禅堂。由禅堂而想到食堂。食堂想到筷子。由筷子而竹子。由竹子而丛林。由丛林而原始人。由原始人而取火。由火而灯。由灯而电。由电而爱迪生。
　　但就在我自以为很清楚地掌握自己念头一路流转到这里的时候，天外飞来一个画面，一群赤条条的男女跳出来，在荒淫作戏。那是多年前看过一本小说里的场景。
　　我蓦然吓出一身冷汗。
　　如果我的念头是从香车而想到美人，想到美人的时候跳出这些性爱场面，倒罢了。起码你有一个线索，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联想到这里。但是，为什么我在由“电”而想到“爱迪生”的那个环节上，莫名其妙地跳出一个毫无来由、无所根据的男女性爱嬉戏的场面？这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啊！
　　我头一次那么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念头其实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或者说，自己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这种毫无来由、无所根据的念头，会不会有一就有二，不断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
　　会不会，我平日自以为是的，许多以为是“善”的坚持，也只是类似那些男女性爱嬉戏的场面，其实是不受自己控制，莫名其妙蹦出来的一些念头呢？
　　也在那一会儿，我想到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自由之路》（YOL）所留下的感触。
　　《自由之路》是一个土耳其异议分子导演，在监狱里画好分镜剧本，偷运出来交助手帮他拍摄的电影，后来他逃狱出来亲自剪辑完成。
　　电影讲几个出狱的人的故事。其中一人因为在被捕过程中涉及其妻舅之死，得不到妻子的娘家所谅解。出狱后，他去探访投靠娘家的妻子，遭到仇视，不准他带家人离开。但妻子违背娘家的禁令，还是带着子女和他逃离。
　　这对久违的夫妻在逃亡的火车上，禁不住重逢的激动，挤到厕所里亲热，差点被围在厕所外面的人打死。好不容易警察把他们救了出来，训斥他们不知羞耻，不知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接着，趁警察离开的一个空档，娘家的人赶至，开枪杀了这对夫妻，然后把孩子带了回去。
　　这部电影是一九八二年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得主。我在后来的金马奖外片观摩展上看的。头一次看土耳其电影，散场后我被两个问题堵得心口闷闷的：人家夫妻在火车厕所里亲热，干那些乘客什么事，恼怒成那个样子？人家夫妻要另过日子，娘家人干嘛非得一路追杀，宁可带回去两个没了爹妈的孩子自己扶养？
　　这两个闷了许久的问题，却在那天的禅堂里突然回到我的心头，帮我找到了为什么对“善”也不能执着的答案。
　　乘客和娘家的人，都是自认为在“替天行道”，自认为是“正义”的化身。那是土耳其的风俗民情。然而换一个地方，换一个人来看，那些“正义”却可能只是“粗暴”。所谓“善恶”，所谓“是非”，不过是价值观的投射。而价值观，是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正如我看土耳其人对“善”、“正义”的执着不以为然，其他地方的人看我对“善”、“正义”的执着也可能不以为然。
　　所谓“正义、正义，多少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正是一心执着于“善”的人所可能造成的结果。
　　佛法里的“不思善，不思恶”，不是要人没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而是要我们认清“善”、“恶”都是一些价值观。价值观都是一些念头。而我们对自己的念头所能把握的其实并不多，并不大。
　　所以，不要执着于一些事实上我们连自己都把握不大的念头。
　　禅七，正是透过一个封闭的空间，一段密集的七天时间，来让人和自己的念头对话，认识念头，进而练习控制念头，让自己当念头的主人，而不是当念头的奴隶。
　　有了这个体悟之后，在那次禅七剩下的两天时间里，我就比较有了用功的方向。
　　到第七天，终于体会到《心经》里面为什么会有“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段文字。
　　下山后，我觉得人生大不相同。对佛法的体会也大不相同。再读《金刚经》，觉得可以上手了，最少从道理上也明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怎么回事了。
　　那个当儿，我正好拿到一本精装的《金刚经》及其相关经文的合订本。合订本里有《金刚经》，有《六祖坛经》，还有六祖的《金刚经口诀》等。
　　这本书有点像是一本《金刚经》的小百科，从此跟我一路到现在。
　　这么多年，虽然我从不回答如果要我去荒岛带唯一的一本书，会选哪一本这种问题，但在我心底，答案早已经有了。事实上，后来我把自己曾经读过的其他佛经，都陆续打包送人或捐赠给图书馆了。
　　只有《金刚经》的合订本，始终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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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第一次禅七之后，因为自己已经受用很大，我想不要占据别人亲近师父的机会，所以就有意地比较少上山去。十个月后，觉得需要再充一下电，去打了第二次禅七。再一年两个月后，打了第三次禅七。到第三次禅七打完之后，我就决心尽量少去打扰师父。
　　我不是出家人，也不是研究佛学的人。我是一个在社会中工作的人，有自己人生目标要探寻的人。我需要的是可以帮我在红尘之中踽踽独行，在探寻中不致迷失方向的指引。
　　我既然知道了认识自己念头的重要性，学了看管念头的基本方法，又在这段时间越来越领会到《金刚经》在这件事情上的根本意义，就觉得自己像是有了一枚指南针。未来发展如何不知，但是《金刚经》起码永远在指引一个方向：不要被自己的念头所惑，不要被自己的念头所制。
　　我爱读武侠小说。大有学成下山，从此要自行闯荡江湖的味道。想想“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句话，再翻翻《六祖坛经》，里面写着“迷时师渡，悟了自渡”，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为了坚持“自渡”，我刻意拉长自己去见师父的时间间隔，结果从一九九三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见他了。
　　之前我也皈依了密宗的智敏、慧华师父。我从这两位师父处也受到很大的启发与指点。
　　但是从我开始要对治自己的“念头”之后，就逐渐不去参加法会了。我知道两位密宗师父的正见与传授法要之可贵，但密宗弟子毕竟要自己用功，勤于修法。而我这个懒惰的弟子，只想在红尘中以工作为道场，和自己的念头周旋，挪不出特定的时间修法，也就不想只是参加法会，妄图灌顶加持，事实上只是浪费师父的时间。
　　我既然相信佛法是一条“自修自证”的路，连自己皈依的禅、密两宗的师父都不见了，当然更不会去其他的寺院参加法会等等。不去任何寺院走动，自己当然就不会以佛教徒的身分曝光，也不会与其他众多的佛教徒交流。
　　我不轻易和别人谈我的信仰。更绝不在衣饰、外观上留下任何和佛教徒产生联想的痕迹。
　　我成了一个黑户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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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条绳索


　就一个黑户佛教徒而言，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以红尘中的工作为道场。
　　我相信佛法不是出世之法。《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让我觉得可以不受任何牵绊，勇往前进，有任何挫折和烦恼，像是抖抖衣袂般抖掉即可。抖不掉的时候，就如《六祖坛经》说的：“烦恼即菩提”，努力体会。体会不得，就带着烦恼继续前进。
　　可是，大约就在我发现自己是牡羊座，要开始为新创立的大块文化而冲刺的那个时间，我却另外有些想法了。
　　会另有想法，首先是因为我去了商务印书馆工作。
　　几乎就在大块成立的同时，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张连生副董事长想到找我去接总经理的位置，并且介绍我和刘发克董事长认识。
　　刘先生很慷慨地和张先生讨论出一个办法，让台湾商务加入大块，成为股东之一，找出我可以在两边兼任的立场。大块的股东也支持我去商务工作，认为我有办法想出兼顾两者之路。于是我就开始白天九点到六点在商务上班，晚上七点之后到大块上班到半夜两点的工作。
　　星期天，则沉睡终日。
　　商务印书馆当时是要满一百岁的公司。大块却是新生的婴儿。我白天要设法使百岁人瑞逐渐血气充盈，晚上则要使新生儿一步步长大。
　　两件事情，我都体会到急不得。
　　加上这时候商务的张连生副董事长，一直提醒我一点。连公是催生《四库全书》的老出版人，酒量好，以前我都称他是“酒公”。
　　连公说，我过去做事跑得太快。太快了就会摔跤。摔跤之后再爬起来前进，不免会耽搁。还不如一开始就慢一点，稳稳当当地跑。
　　“事缓则圆啊。”他说。
　　以前做事情，如果百分之五十看不清楚，百分之五十看得清楚，那肯定是先做了再说。甚至，有时候百分之六十看不清楚，百分之七十看不清楚，我也都会先做了再说。
　　没有冒险，哪来机会啊。我会说。
　　用“事缓则圆”来回头检查一下自己，还真发现不少问题。任何事情急前一步，连带着做起事情也只重大局，小节不拘的倾向，固然把我一路推前，开展了许多局面，但是也往往留下许多有待善后的状况，得罪人，也埋下许多隐藏的未爆弹。
　　于是，我感受到工作不应该只是坚定前进而已。更应该深思细虑，甚至，谨小慎微。
　　检讨起来，我太自负于会策略思考，大局着眼，却往往没注意到细节决定一切，尤其是人际关系上。
　　我决定练习调整调整自己，任何动作，都先把细节顾虑周全。于是给横冲乱撞的牡羊套上了一条绳索，叫作“宁缓不急”。套上“宁缓不急”的绳索之后，不要说百分之五十看得清楚，即使是百分之七十看得清楚，我也练习告诉自己：“等等看再说。”
　　过去，我喜欢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胜今日之我”，以之为座右铭。
　　这时开始，我请人写了一幅“深思”，挂在背后墙上。
　　接着，我又给自己套上了第二条绳索。
　　大块成立的前一个月，有家出版集团先诞生了。
　　出版集团成立的起因，是有感于过去台湾出版业者的规模都太小，形不成规模经济的效应，因此努力以发展成大集团为目标。
　　这是一个在台湾很新的实验，得到了许多响应。媒体也经常来问我，大块何时要集团化。
　　我同意台湾到了应该出现大规模出版集团的时候。一如一座城市里都是夜市小吃和小餐厅之后，应该出现富丽堂皇的观光饭店级餐厅。
　　但我不同意餐厅不走观光饭店的路，就活不下去的说法。一如城市里有再豪华的观光饭店级餐厅，也需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小餐厅，以及各式各样的路边摊。
　　很多外人，尤其是大陆人来台湾，最羡慕的，就是台湾有些小出版社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当老板，一年出个几本书生存。
　　既然有人已经走上往大出版集团发展的路，那我要走一条不同的路，证明台湾也有小出版社继续生存的空间与路途。
　　为了不要让牡羊忘情狂奔，于是我又给自己套上了第二条绳索。这条绳索叫作“宁小不大”。时时提醒自己，一个出版公司不刻意追求规模，仍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特色。
　　伴着“宁小不大”绳索而来的，还有一条“宁公不私”的绳索。
　　很多人说，为公共事务做些奉献，是行有余力之后的事。小公司自顾不暇，谈不上。但是我觉得正好相反。
　　大公司，不缺自己拓展空间的能力，也不差市场秩序即使乱一点也可以行动的能力。但小公司不然。
　　小公司的负责人出来多做点服务公众的事情，不论是拓展空间，还是维持秩序，都是利人利己的。
　　只是任何人出来做服务公众的事情，都必须坚持“先公后私“，甚至“宁公不私”的立场，否则无以服众。于是，我从可以工作的时间里，拿出相当大的部份，为出版同业工作。后来，又在出版以外的一些议题上，努力尝试扮演“公民”的角色。
　　这“宁公不私”，就成了捆绑牡羊的第三条绳索。
　　在网络方兴未艾之时，我却经由网络，在虚拟世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有了再次婚姻。这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是我。
　　我珍惜这个机会，再三提醒自己：在前一次婚姻里扮演过差劲的丈夫与父亲之后，这次不要重蹈覆辙。
　　我先把晚上的应酬戒掉了（更别提饮酒作乐）。再把周末时间都拨给家庭，成了“微型人生”的相信者与实践者。
　　“微型人生”是相对于“线型人生”而来的。
　　常见的“线型人生”，把人生按年龄画成一条横线，少年、青年、中年，各有各阶段的工作与生活目标。最后以退休及老年阶段的休闲，为整个人生的完成。
　　“线型人生”的规划，看来很理性。但是有其不可预测之处。你要先打拼再照顾家庭，但是等你打拼好了，家人不在了，或不理你了呢？你要先赚足了钱再周游世界，但是赚钱伤了你的身体根本动弹不了呢？总之，人生无常。你可以有“线型人生”的规划，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当时主客观条件是否当真能配合得了你希望的事情成真，谁也说不准。
　　“微型人生”，则不然。人生的完成，不必以七、八十年来进行。辛勤工作、陪伴家人、自我进修、休闲旅游、服务公众，这许多不同的生活面貌，可以用一年，或是一季，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一天时间的分配来完成。换句话说，你可以设定自己的“微型人生”是一年版，一季版，一个月版，一星期版，还是一天版（如果你设定为七、八十年版，那当然就等同于“线型人生”了）。
　　“线型人生”，把人生的各个面向，按年龄的进展设定为不同阶段的重点目标，把人生整个走完，才把所有面向的目标都接触一遍。
　　“微型人生”，把人生的各个面向，集中在自己设定的时间内都探索一遍。如果你过的是一年版的“微型人生”，那就每年完成一次人生。如果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一天版的“微型人生”，那就每个月、每个星期、每天完成一次人生。
　　我原来只是在过自己的“微型人生”，但并没有这个说法。后来有次访问郑松茂的时候，听他说起同样的主张，并且他还为之提出了“微型人生”的名称，以后就很同意地拿来引用了。
　　选择“微型人生”，说容易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对我这个本来是牡羊座个性，年龄又在四十来岁的人而言，最难的，则是要看开对事业的冲刺。
　　四十来岁，在“线型人生”来说，正处于要全力发展事业和财富的阶段。我在这个阶段，却要改采“微型人生”的生活，克制住这些动力，实在并不容易。虽然，我已经给自己套上了三条绳索，但如果不是有第四条绳索的话，能不能套得住还真难说。
　　这第四条绳索，叫作“宁待不求”。主要是由我的佛法信仰，尤其是《金刚经》所形成。
　　人如果沉着下来，会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祸福相倚”。
　　“祸福相倚”不是自我安慰的借口，而是事实。遇到再倒霉的事情，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宝物。同样的，得到一个再好的宝物，里面一定埋着一个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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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到宝物，只是因为我们还没开始找。没开始找，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接受这个倒霉事情发生的事实。
　　没看到定时炸弹，只是因为太兴奋与雀跃于宝物，没有准备要扫自己的兴。炸弹没爆，只因为时间还没到。
　　“祸福相倚”本来是《易经》的真谛，但是在对我阅读并应用《金刚经》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助力。
　　佛法中有一句话是，“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学佛的人，开始就得练习不要随便起心动念。因为对念头的认识与掌握不够，起心动念往往都是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祸福相倚”辅助性地让我体会到不要随便起心动念的重要。我们起心动念，无非都是为了求自己的“福”。而既然是“祸福相倚”，那么我们求“福”的同时，往往也就可能得“祸”。
　　我既然一直对看管自己的“念头”并没有把握，那么让“念头”冒起来，去冲刺什么事业和财富，就算真有所得，这些事业和财富背后潜藏的问题和烦恼，可能也是我难以消化的。
　　佛法讲一切都是因缘的产物。如果因缘成熟了，有条件和环境让我做什么，我当然去做。否则，在我对看管自己念头没有把握之前，我不想主动追求什么。
　　于是，在事业和财富上，我决定采取“宁待不求”。“待”的是机缘成熟。
　　有了这“宁待不求”的第四条绳索，才真正和前面三条一起四方着力，把一头本来随时要扬蹄奔冲的牡羊拉扯缓慢下来。
　　虽然开始的时候躁动很大，一路想要挣脱束缚的奋力不时而有，但逐渐地，我总算把牡羊的步伐控制下来，碎步颠簸而行。
　　我告诉自己：LifeisPreparing.（生命就是在随时准备。）只有准备好了，才能心安。我需要的机会，才会到来，或者，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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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加二”年的挣扎


　一九九六年起，我“准备”了十二年的时间。十二年间，早几年我是比较心甘情愿接受绳索的牵绊，越到后面，躁动与怀疑的时间就越多。
　　躁动与怀疑，来自一些困恼。
　　我是个不想“重复”工作的人。不重复别人做过的事，也不重复自己成功的经验。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筹备些自认为新奇的计划，但是推展很不顺利。这是否意味着此路不通，我应该回头做自己拿手的事情，是第一个苦恼。
　　第二个苦恼，是出版产业的整体情况，越来越险峻。这有出版业内部的产业秩序问题，有阅读环境的消长问题，也有社会价值观的异变问题。身为出版业的一份子，我与其关心自己有多少畅销书，倒更关心整体阅读土壤流失的问题，土壤流失了，谁都无从立足。于是我投入许多心力在公众事务上，但是越来越焦急于自己公司也需要大力改革、推动，不知该如何公私兼顾。
　　过去，我自认为善于策略思考而疏于细节之注意，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练习处事如何由小见大，周全不漏。这么做的好处，是言行处事越来越注意“分寸”；但，越注意“分寸”，越想滴水不漏，就越不敢轻易出手，大局面的策略反而就越难施展。这是第三个苦恼。
　　这几个苦恼混合在一起，彼此形成循环，就越来越让我对自己是否要继续被四条绳索牵绊，而躁动不已，怀疑愈深。
　　回顾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很有决心的时候：
　　要有自律，要像动用加护病房里所有设备那样密切观察自己。
　　有喘不过气的时候：
　　我一直在练习长泳，要求自己不断地游一千公尺，五千公尺……以可以长期支持而不休息当作自己能力的一个指标。但是，到了喘不过气，已经到了喘不过气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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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加二”年的挣扎


　一九九六年起，我“准备”了十二年的时间。十二年间，早几年我是比较心甘情愿接受绳索的牵绊，越到后面，躁动与怀疑的时间就越多。
　　躁动与怀疑，来自一些困恼。
　　我是个不想“重复”工作的人。不重复别人做过的事，也不重复自己成功的经验。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筹备些自认为新奇的计划，但是推展很不顺利。这是否意味着此路不通，我应该回头做自己拿手的事情，是第一个苦恼。
　　第二个苦恼，是出版产业的整体情况，越来越险峻。这有出版业内部的产业秩序问题，有阅读环境的消长问题，也有社会价值观的异变问题。身为出版业的一份子，我与其关心自己有多少畅销书，倒更关心整体阅读土壤流失的问题，土壤流失了，谁都无从立足。于是我投入许多心力在公众事务上，但是越来越焦急于自己公司也需要大力改革、推动，不知该如何公私兼顾。
　　过去，我自认为善于策略思考而疏于细节之注意，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练习处事如何由小见大，周全不漏。这么做的好处，是言行处事越来越注意“分寸”；但，越注意“分寸”，越想滴水不漏，就越不敢轻易出手，大局面的策略反而就越难施展。这是第三个苦恼。
　　这几个苦恼混合在一起，彼此形成循环，就越来越让我对自己是否要继续被四条绳索牵绊，而躁动不已，怀疑愈深。
　　回顾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很有决心的时候：
　　要有自律，要像动用加护病房里所有设备那样密切观察自己。
　　有喘不过气的时候：
　　我一直在练习长泳，要求自己不断地游一千公尺，五千公尺……以可以长期支持而不休息当作自己能力的一个指标。但是，到了喘不过气，已经到了喘不过气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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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的很长时间，我越来越偏向于把《金刚经》只当作一种生活哲学与工作思想的指引。但是家人的一场重病及奇特的经过，让我有机会重读《大悲咒》，并且和《金刚经口诀》交互而用，使起伏不定的心念不致溃乱，并有可用。
　　有时候，对于心念这张画布，“念起即觉，觉之即无”的口诀，像是一把刷子。当我因恐惧而动摇或飞散的时候，借着这把刷子，把画布重新刷平。《大悲咒》，则像一支画笔，在刷平的画布上，再一笔笔画出我对观世音菩萨的呼唤与祈愿。
　　又有时候，在慌乱失措中，〈大悲咒〉像是一支锥子，先帮我集中心念，突破恐惧，然后，“念起即觉，觉之即无”的口诀再像一个扫把，把纷乱的杂念一一收拾。
　　《大悲咒》让我面对任何恐惧，都不再却步。但是，要用来当我事业和工作上的屠龙刀？我还不知道如何使用。
　　●《谈谈方法》(DiscoursdelaMethodebyRenéDescartes，中译本网络与书出版)
　　笛卡儿的《谈谈方法》，几乎可以说是我想找的那把屠龙刀了。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这里的“思”，也是很受误解与误用的。笛卡儿说的“思”，其实是“怀疑”。他的“谈谈方法”，其实也就是谈谈怎么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抱持怀疑，如何由怀疑而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以及了解的方法与过程。最后，还有一些伴随的行为准则。
　　笛卡儿的四个方法是：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份，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编注：英文译本中则强调切分的“部份”越多越好。）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由于这是一条从怀疑到认知到明白的过程，很颠覆，也可能很漫长，所以笛卡儿又给自己定了一套临时的行为规范：
　　一、遵从这个社会及法律的规定。在所有的意见中，采取最远离极端，最中道之见，来约束自己。
　　二、在不明白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时，要跟从或然率。看不出或然率大小比较的时候，还是要做一抉择。一旦抉择，就不再以为它们可疑，而相信那是最可靠、最正确的看法，果断坚决，不再犹豫，不再反复无常。就像密林中迷路的人，总要前行，不能停留在原地。
　　三、永远只求克服自己，而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而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要始终相信一点，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自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善。改善不了的，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就不要去痴心妄想。这样也就可以安分守己，心满意足。
　　笛卡儿让我见识到西方文化里的“理性”，和中国文化里“不可说”彻底对比的那种基础。《谈谈方法》系统性地、架构性地，一次弥补我个性及经历中欠缺很大的一块，读完之后，欣喜若狂。
　　然而，《谈谈方法》仍然没有成为我斩断四条绳索的屠龙刀。因为两个理由：
　　第一，笛卡儿说：“永远只求克服自己，而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而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要始终相信一点，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自主……”这根本就在呼应《金刚经》的“不假外求”。
　　第二，笛卡儿说：“在不明白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时，要跟从或然率。看不出或然率大小比较的时候，还是要做一抉择。一旦抉择，就不再以为它们可疑……”但是在这段话里，“看不出或然率大小比较的时候，还是要做一抉择”，到底要如何抉择，笛卡儿却没多做解释。而这总不会是个丢铜板的事情。
　　我相信这正是超脱理性与感性的《金刚经》所可以着力之处。总之，《谈谈方法》，从根本上巩固了我对《金刚经》的珍惜。
　　●《给未来者言》（UntoThisLastbyJohnRuskin）
　　约翰.罗斯金的《给未来者言》，是启发了甘地后来改变人生，从事不抵抗运动的一本书。甘地因为重视这本书，将此书浓缩改写为印度文，之后，再由印度文翻译回来，是为《万福之书》（Sarvodaya:AParaphraseofUntothisLast）。
　　我有幸在二○○七年读到了这本书。
　　长期以来，我固然知道企业经营者的天职就是要营利，但是一直相信必须要坚守自己的一些原则来营利。从创立大块及相关企业的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信守的原则，和同事一起坚持。过去，坚持一些原则，代价往往是失去一些赚钱和发展的机会，这我从不心动。但是环境的变化，越来越让我感受到，今后如果继续坚持一些原则，代价将涉及你是否能在这个环境里继续生存了。
　　我选择坚持。我倚为左右手的几位同事，虽然也支持，但是我可以看出他们心底的疑问。不只他们有疑问，连我自己也有疑问：企业经营者，不就是个商人吗？商人有什么原则好坚持到即使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也必须坚持下去？会不会太食古不化？太偏执？
　　我的疑问，在《给未来者言》中找到解答。
　　这本书中有一段文字讨论商业与商人的本质。罗斯金认为，虽然商业的发展，使大家认为商人的本质就是要为自己打算的(selfish)，并且为了追求利润，无商不奸（cheat）也是可接受的，但他认为这是必须扬弃的想法。
　　他认为，一如战士为了保卫国土，牧师为了教导人民，医师为了治疗病患，律师为了伸张正义，而有必须以身相殉的目的和决心，商人也是。市场也像布道坛一样，需要它的殉道者。“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死去的人，不懂得怎样活着。”
　　但，商人要以身相殉的目的是什么呢？
　　罗斯金认为有两点：第一，身为商人，他供应的商品与服务的“完善与纯净”（theperfectnessandpurity）；第二，身为商人，需要和上中下游这么多环节的人相互交易、工作，他不能只为一己之利着想，而必须透过产品的制造，货品的交易，而“有益”（beneficial）于所有参与的人。从这“有益”的角度出发，罗斯金提出一个商人种种该有的作为与坚持。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读到《给未来者言》，泪水盈眶。我知道自己在现实世界里许多近乎愚騃的坚持，是有人在呼应的。
　　然而，《给未来者言》仍然不是我的屠龙刀。因为这本书反而给了我“不假外求”的信念和动力。
　　●《潜意识的力量》（ThePowerofSubconsciousMindbyJosephMurphy）
　　这本书的作者约瑟夫．摩菲是一位牧师，但是他对各门宗教都开放心胸地研究，并且对《易经》和神通等超意识能力也都下过很深的工夫，因此写成的《潜意识的力量》超越宗教的界限。
　　约瑟夫．摩菲的理论是：每个人都有“表面意识”与“潜意识”两种意识，如果能善用这两种意识相互的作用和力量，就可以心想事成。
　　他举这么一个例子，说“表面意识”像是一辆车的主人，“潜意识”则像是一个司机，可以驾驶车子到任何你想去的目的地。“心想”，就是我们表面意识想的事情，也就是你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事成”，则是我们的潜意识开始日夜二十四小时没有任何休息地赶路，把你载到想去的地方。
　　你一定会问：那为什么我经常“心想”很多事情，但是却没看到“事成”呢？
　　照约瑟夫．摩菲的回答，这是因为你可能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你告诉司机要去什么地方，说得越清楚越好。譬如你想发财，你不能只是想“发财”而已。这就好像你不能告诉司机你要去忠孝东路。你得告诉他你要去忠孝东路几段几号，他才能准确地送你到要去的地方。否则，车子往往只是在忠孝东路一段到六段上来回晃荡而已。
　　第二，你告诉司机地点之后，不能再三改变要去的目的地。很多人“心想”了一件事情之后，还会想很多事实上与之矛盾的事情。这就好像告诉司机要去忠孝东路之后，又告诉他要去淡水，要去新店，让他疲于奔命。
　　第三，你可能不够相信司机。司机本来有自己的路可以到忠孝东路你要去的地方。你信任潜意识，他就要载你过去。但是坐在后座的表面意识，往往过了一会儿，自觉得离忠孝东路越来越远，会不断地急切地下指令，甚至自己抢到前座来开车，根本不给司机，也就是潜意识开车的机会。
　　这个例子给我最大的提醒是：不要随便乱指挥司机的重要。“念起即觉，觉已不随”，是从道理上提醒你不该怎么做，以及起了念头就赶快打消的方法。而约瑟夫．摩菲则以说故事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要打消这个念头，以及这个念头如果不赶快消除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毕竟，“不生不灭”的心，才有累积能量的效果。
　　可这本书仍然有所不足。想要乱指挥司机的时候，到底怎么打消那个念头；以及如果长时间看不到司机把你载到目的地的时候，你怎样不致慌乱，都是这本书所没有提到的。
　　而这正是我依恃《金刚经》之处。所以，这本书也不是我的屠龙刀。
　　我就在这些阅读和探索中，一直在要不要解开四条绳索，如何解开之间前后摆荡，左支右绌。
　　但是在和自己反复对话、辩证的过程中，我还是得益于这许多心得，虽然很缓慢，但是逐渐地解开了一些绳索。
　　其中，最先解开的，是“宁小不大”这一条。我为大块及网络与书画好了新的开展及改革计划。
　　“宁公不私”的绳索也开了。我想通了固然无公就无私，但是无私也无公。如果我把自己的公司经营得更成功，同样可以有更大的心力为公众事务而贡献。
　　顺理成章地，接下来“宁缓不急”的绳索也解开了。既然要开始行动，有些脚步总要加快了。
　　到了二○○八年中，我终于切断三条绳索的纠葛，要行动了。
　　台湾的文化产业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尽管这个岛上其他的产业，从计算机到集成电路，从脚踏车到汽车零件，从耶诞灯泡到文具礼品，都有勇于拎着手提箱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者，但是整个文化产业（如果有的话），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却不是如此。
　　从正面来说，是台湾的文化市场相当肥沃又有规模，所以吸引海外其他地方的人愿意来进取。从负面来说，是台湾的文化市场肥美到人人可以分食一块，所以不必多花精神外出觅食。出版业，尤其是其中的代表。
　　牡羊既然要重新出发，我想要走一条过去没有人走的路。
　　我要建一个跨越台北、北京、纽约（或欧洲另一个都市）的伸展台。
　　这年八月底，北京奥运结束的第二天，我迈开走出台湾的第一步：每个月去北京住两到三个星期。
　　我是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算一下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几乎开放了所有行业，欢迎外资进入。但出版是属于少数一直没有开放的。
　　虽然没有开放，但是对一个出版业者来说，中国大陆的市场，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就是希望能对大陆市场多一些观察，以及亲身体会的了解。
　　这二十年间，我以各种去大陆的频率，来进行这个准备：早期大约每两三个月去一次，后来试过一个月去一次，又试过每半年去一次。
　　分析下来，一个月去一次的频率，最头昏脑胀。时间间隔太短，看不出什么变化，更加如坠五里雾中。每半年去一次，事情变化的脉络可以看得最清楚，但是已经事过境迁。两三个月去一次，不汤不水。
　　去了二十年，主要去北京一地，都一直如此不着边际，必须另想办法。于是决定仍然每月去一次，但每次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只住个三五天，而是住上至少两个星期。
　　我决定用这个方式，先观察大陆一年。并且用这段时间，准备在纽约或欧洲某个城市布局。
　　在出版业工作了三十年之后，我带着一切归零的心情，踏上了第一站北京的旅程。
　　给朋友的信中，我这么写着：
　　很像我十八岁刚从韩国来到台北的那天晚上。
　　出了松山机场，外面天色黑暗，下着细雨。
　　一切都未知，未知里有深沉的黑暗，又充满着各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