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南老师感叹“中国文化后继有人”的文章：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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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怀瑾先生感叹“中国文化后继有人”谈起——苏州讲学二三事http://www.nhjww.com/read.php?tid=15926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http：／／www xinfajia.net）总编辑；与房宁、王炳权合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北京出版社，2003年6月）。策划《世界不平坦——来自上海的教训》（And rewRoss。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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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

    从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三十五年）周文王建立起国家储备制度并发行商品储备货币（CRC，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到公元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中国古典经济学比西方经济理论整整先进了3160年；无法走出甲午战败的阴影，一百多年来早已对中华文明失去自信心的人马上会断定这是“国粹主义 +狭义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的最陈腐的老生常谈！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迁强附会……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这本书的时谦逊地加了个副标题，以提示人们这一理论的中国起源： 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正确的中文译法是：现代常平仓！
    在西方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中国古典经济学就将生态纳入了经济管理和国民核算体系；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依旧迷信市场会自动带来均衡的时代，中国古典经济学早已经将百姓均平理论数理化；当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践了这一理论数千年之久。问题是，这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从国人的记忆中被删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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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兴起与沉沦

    归根结底，中国古典经济学几成绝学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的儒化和近一百多年的西化。
    甲午战争已经逝去113年，但时光并没有使国人走出战败的阴影。这场战争使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的理论化为泡影——既然后起西化的日本最终战胜了我们，那么不彻底的西化，具体说是政治经济体制不彻底西化就是罪魁祸首！于是西化成了唯一的道路，历史有了戊戌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西化运动。
    支撑全面西化的是一个简单却荒唐的逻辑：军备不如人是因为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是因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为文明不如人，更有甚者，连汉字都不能要了，要斩草除根地割断我们绵延八千年的文明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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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是否定过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英雄史，在中国原文明已经全盘儒化的背景下，西化，而不是东方文艺复兴成为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尽管一战后欧洲人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基础，但中国当时根本就不具备全面的文艺复兴条件，清代诸子刚刚整理完中华原文明著作，还没有人从思想的角度去诠释那些从故纸堆中抢救出来的古老文献。
    由于完全不同的地理、历史背景，一百多年来西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法律及法制机构几乎都引入了，却没有法治；经济理论及经济学教科书也大多译了过来，经济学家快成了过街老鼠；民主选举在农村放开了，却是贿选成风，没有资本就用鸡蛋拉选票……今天中国学术界更是西化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说北大一位教授在翻译“Mencius”时，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是中国的孟子，将之译为“孟休斯”。《储备与稳定——现代常平仓》一书的中译本是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译者竟将文中的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译成了“积谷防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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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学术界的儒化程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西方学者和政界人士常常会对秦汉黄金时代大为赞赏，称秦始皇是伟大的战略家，但中国学者很少有人这样作，他们仍然沿袭汉初大儒陆贾的思维定势诅咒这位法家治国的伟大领袖是暴君；中国学者对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千年黄金时代似乎视而不见，反而将儒化后的黑暗时代骄傲地看成中华文明本身——今天所谓的儿童启蒙经典不过是儒家的那些漏洞百出的经典罢了——包括伪造的历史。
    儒化和西化还使国人失去了消化西方文明的能力，唯西方马首是瞻。明明常平仓制度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竟派人到美国去学习常平仓制度，明明现代公务员体制源自科举制，今天国人却让美国政府高官来华宣讲公务员制度。这种西方文明独尊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华文物制度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只剩下有意或无意，情愿或不情愿的全盘西化。唯一认识中国的窗口是西学，事实上单单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内观中国有如以管窥豹——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经济制度的时候，他们最多只学到了常平仓这样的经济政策，对后面的储备原则一无所知。西方人在学习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只看到了科举制，他们对中国大黄金时代以事功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功勋制则不甚了了——西方传教士最先看到的儒生公务员和法家制度下的文法吏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儒化和西化两座大山的重压下，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健康心态。他们对所有偏离西方学术轨道的思想都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对于自己攻击的对象一点也不了解。
    我们说中国古典经济学是伟大的，是因为中国古典经济学色地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均衡，社会上人与人的平等及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管子》开篇就一语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扰着西方文明的上述问题，书中强调经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本身的生产原则，用人为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管子·牧民第一》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文献最集中论述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是《管子》一书，主要集中在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中，其间也大量提到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散在《地数》、《国准》、《轻重甲》、《轻重戊》等篇中，作者认为轻重理论（这是古人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称呼）发韧于中华文明之初，八千年的伏羲氏时代。甘肃大地湾等处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七、八千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简单，人们还处于胼足脂手，刀耕火种，开拓蛮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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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戊》对那个时代描述说，伏羲执政时就，就创造了八卦来预测阴阳，发明九九算法来印证天道，从而使天下归化。神农氏执政，在淇山南部种植五谷，百姓才懂得食用粮食，从而使天下归化。燧人氏当政，钻木取火，以烧熟肉食，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从而使天下归化。黄帝时代，实行了伐光山林、枯竭水泽的政策。虞舜时代，实行了火烧山林，消除群害。为民兴利的政策，并且建立了土神社庙，里巷门间，开始让人民知礼。这两个朝代，人们没有怨恨、凶恶和反抗，从而天下也归化了。夏代，开凿二十条河流，疏浚十七条淤塞河道，疏三江，凿五湖，引四泾之水，以测度九州高地，防治九条大泽，让人们懂得城郭、里巷、房屋的建筑，从而使天下归化。殷代，修立栅圈，驯养牛马，以为人民兴利，从而使天下归化。周代，遵循八卦，印证明阳发展，从而使天下归化。（原文：宓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上亡下虫]，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
    《国准》一章更为明确地记述从周人开始（确切的说是从殷末开始）中国人开始用储备调节经济。上面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储备各种物资。（原文：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

作为一个族群对自然环境的反应，自然灾害常常是中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催化剂。《管子·山权数》记载，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汤都曾用发行货币的方法缓解危机，似乎夏朝和商初还没有商品储备制度。作者写道：“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原文：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
    作为“孔子删尚书之余”，《逸周书》对周人完善中国古典经济学作了极其详细的阐述。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采用的只是增产节约和国家参与市场买粮（“舍用振穹，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开禀同食”）这样的段，按照《国语·鲁语》的说法：“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而《大匡解第十一》则开始大规模建立粮食储备，同时以储备的粮食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这里面的货币已经具有商品本位货币的基本特点——储备的目的不单纯为了救济或买卖获利，而是为了稳定商品市场。当出现通货膨胀的时侯，就应以发行重币，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稳定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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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时代的确发生了很严重的饥荒，因为除了《逸周书》，地下文献《竹书纪年》也作了记载，上面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大匡》首先讲了文王召集各级官员共同商讨救济之道，然后阐述了具体政策：
    “对官员的任职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赈救灾荒。广泛救助灾民，官员不得违抗。查究清退骄顽凶残的人，收捕放逐对抗不满的人。谨慎地连系那些怠惰的，使什伍自相担保。感化劝勉游手好闲的，把事情办得合于节度，一年四季都顺顺当当。使农夫各自养家，家家男子都出门耕种。仓廪分设各地，各地命令农夫纳粮。按规定征收谷物，竞相比赛积藏。藏粮不要买卖，买卖市场就不再均衡。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丰年也不急于偿还，真正进行救助，便于辅助百姓生财。到了财生食足，能够收取再作征收。按人口供给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征取赋税。外地食物不足，就开关周济粮食。粮食少的就不转运，但孤寡不得抛弃。粮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转运外乡。边城粮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够众人守城就行。派出众人帮助劳动，赶着车子送回他们，不分早晚运送粮食。”（原文：官考其职，乡问其利，因谋其灾，旁匡于众，无敢有违。诘退骄顽，方收不服，慎惟怠堕，什伍相保，动劝游居，事节说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征，躬竞比藏，藏不粥籴，籴不加均，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财殖足食，克赋为征，数口以食，食均有赋。外食不赡，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孤寡不废。滞不转留，戍城不留，众足以守，出旅分均，驰车送逝，旦夕运粮。）
    为了上述政策的贯彻，周政府发布文告，决心打击黑市和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保证金融和市场的稳定，维护商人的利益。文告上面说：“商旅当广泛外出，顺畅地交流货物。坐船过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归。如果钱币轻，就作大钱以代替小钱流行。物资交流，价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务不停顿。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与外地物价，制定平均价格，做到早晚不分。邻里劳役要均等，只有均等众人才会顺从。先屯积而不出售的，当罚没以使市场均衡，不让有的人沦为贫困。财物平均而不让有人缺乏，取利于民不得过分。”（原文：游旅旁生，忻通所在，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勿鬻，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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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商末周文王时代已经完成了其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将中国古典经济学比作一个人的成长，读者就会发现他大致可分为发育期（伏羲式至周文王，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华夏文明千年大黄金时代，约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衰老期（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直今也没有完全实现复兴）。
    我们对中国古典经济学发育期情况依旧缺乏全面的了解，有些记述甚至前后矛盾，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更为详尽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幸运的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能依稀看到一条通向早期历史的经济学古道。《管子·地数》中说国家垄断矿产资源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经开始（“官山”是储备的另一种形态），《地数》中描写了黄帝与伯高的一段对话，突出了这种“基本军工原料储备”的战略意义；《逸周书》还曾引用夏代箴戒之书《夏箴》原文说明储备的重要意义。
    经过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华夏文明千年黄金时代进入成熟期，《管子》国轻重十六篇、《盐铁论》中记述的桑弘羊经济观点，以及《史记》中有关经济的篇目都出于这一时期。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进行详细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轻重理论、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仓，王安石变法……尽管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背景和范围有极大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支持价格，调节市场，实现百姓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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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古罗马伟大的商业文明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中国古典经济学怎么会被智慧的国人淡忘呢？终极原因是儒家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疯狂抵制及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野蛮肢解。
    儒家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古典经济学基础，主张放任主义的小农经济，对于一切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儒家都激烈反对。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使中华文明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其阴影一直持续到今天，只不过今天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被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取代罢了。历史是多么具有嘲弄性啊！儒家似乎在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折磨的国人——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曾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启发，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的断言，亚当·斯密创立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深受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而魁奈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于中国。
    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源于直接源于孔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国用仍十分紧张，于是鲁哀公建议增加税收，儒家对激烈反对，说只要老百姓富足了，国家“自动”会富强。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原文：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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